内藤湖南与世纪末的国粹主义

摘要： ...

1885年，19岁的内藤湖南从秋田师范学校毕业。按照当时的规定，师范生毕业后必须返回原籍从事两年教育工作，其好处是可以免除兵役。对一般人而言，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出于对包办婚姻的恐惧，湖南更期待的是去东京继续求学。然而，由于不通理科，他连续两年报考东京师高都失败了。因此，他只能通过汉学家关藤成绪（1845-1906）的介绍，在佛学杂志《明教新志》的主编大内青峦（1845-1918）麾下担任编辑助理的工作。

青年内藤湖南像

按照湖南自己的描述，彼时的东京，“攀缘附会之徒不会把位子让给接受新教育的后辈”，官职基本上向“驰骋不羁之士紧闭大门”，且“选举资格受到财产的限制”，经济上不富裕者也无缘参与政治活动。这对于经历过明治维新动乱，且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度过青年时代，充满政治热情的湖南而言，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很多学者指出，明治中期以来，一方面，随着宪法的颁布，议会的开设等国家制度层面的完善，社会流动性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官僚国家积极推进的产业资本的形成”，以及“外部大量引进资本”，“昂贵的地租和廉价的劳动力，造成大众的结构性贫困”。“小镇青年”内藤湖南只身前往东京谋生存，“进一步无法成为议员，退一步也无法成为壮士”，他只能自嘲自己是一个“可怜的败劣者”，每日“为糊口而奔波”。

明治时代的东京银座

但幸运的是，湖南很快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他很早就在文辞方面显示出惊人的天赋。据说他十几岁时撰写的明治天皇迎奉文，就引起了天皇讲侍元田永孚（1818-1891）的赞扬。此次经过大内青峦的指导，文章日益精进，很快就担任了《万报一览》的编辑。傅佛果注意到，此时的湖南表现出了对现实政治的浓厚兴趣，很多文章涉及的主题成为此后他一生的思考线索。例如在《小世界》（1888年）中，湖南的分析大致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湖南首次提到了中国历史；第二，这是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首次利用历史来分析当代现实；第三，他尖锐地批判了日本政府、西欧列强以及中国；第四，他把日本的命运与中国联系起来”。

元田永孚与大内青峦

然而，这样的行文风格并不符合当时主流的“文明开化”思潮，加之经营不善，1888年9月，《万报一览》被迫停刊。对于湖南而言，这或许也不算坏事。因为，在接下来的十年间（1888-1897），他遇到的政教社同仁，例如三宅雪岭（1860-1945）、志贺重昂（1863-1927）、陆羯南（1857-1907）、杉浦重刚（1855-1924）、高桥健三（1855-1898）等，对他的思想与人生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正如朱琳所指出的一样，一方面，“进入政教社使湖南进入明治二十年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另一方面，与三宅雪岭的相遇给了他学习哲学、理论方面的机会，而与高桥健三的相遇，使他从政治、艺术、实践方面获得了启发”。

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湖南的民族主义是他1887年来到东京之后才产生的”。因为“在他遇到这些国粹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们之前，心中已经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了”。“他是由崇拜吉田松阴（1830-1959）的父亲培养长大的，此后又曾亲身体验过由明治藩阀政府造成的旧士族家庭在身份上和经济上的困窘”， 使得他对当权的萨长藩阀政府怀有反感。

“夫今日，悔恨二十年前之战败，卧薪尝胆，心怀报复，在人看来是度量狭隘之举。余虽然并不把萨长人放在眼里，但平生自勉，以柔弱之心，对当年同样是失败者的所谓佐幕地方人士怀有同情，不由得产生怜悯之情谊。”

志贺重昂、陆羯南、杉浦重刚

湖南把自己与政府置于对立的位置，而对被打倒的“佐幕地方人士”怀有共情。由此可见，明治维新对日本社会的造成的撕裂历经二十余年也未抚平。这种情绪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对明治政府推行的欧化主义（“文明开化”）的反感。例如，政教社的机关志《日本人》创刊号就曾宣言：

“当代日本乃创业之日本，其所经营虽错综凑合，然目前切迫之最重大问题，盖选择与日本人民之匠心及日本国土上存在之万物之围外物相适应的宗教、教育、美术、政治、生产制度，以裁断日本人民现在、未来之发展向背。吁嗟，值斯千载一遇之时机，以白眼冷视世事岂日本男子之本色？予辈虽自惴不肖，逢斯境遇，如默默叉手，则半世所得之学术将不知何用。……乃与同感者相计，发行以《日本人》为名称之杂志，以浇尽各自的抱负、满腔的精神。”

政教社提倡“国粹主义”，即反对当时明治政府的欧化政策，保存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内藤湖南。“鸣呼！日本既非德国，亦非英国，日本即为日本，日本国有相应于日本国之政体，相应于日本国之产业，日本人亦有相应于日本人之教育，相应于日本人之宗教、美术和工艺。今逢此《日本人》与此《东京电报》刊行之际，余辈实在不无凤鸣朝阳之感。”

杂志《日本人》与《日本及日本人》

据湖南的长子内藤干吉（1899-1978）回顾，与政教社同仁的结识是湖南一生中“最充实，最燃烧的时期”。但是，政教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原宗子指出，“政教社的第一代领导者们或者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或者有留学海外的经历。与他们相比，这批第二代的执笔者（大部分出生于日本的东北地区，包括湖南）则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对第一代人而言，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就有进人政府工作的可能性。但是对第二代人来说，这种愿望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年轻的执笔者们经常嘲笑帝国大学是施行高压政治的官僚的培养机构”。因此，“相比雪岭、重昂那一代，这批属于政教社第二代的年轻执笔者们在思想上更具有批判性”。

在晚年的回顾中，湖南也提及了他自己与政教社同仁之间的差异。“我的朋友中，《日本人》或者《日本新闻》的同事们之间，并没有为此感到一个劲的兴奋，反而是我们之间的交往十分平淡，只是感到对于有些事情，我们有同样的想法，必须一起去实行。大家都怀着这样的意气”。在湖南看来，当时的社会实情是，“（明治）二十年来，尚慕欧风与国体维持论兴隆交替变换，前者兴隆，则彼美此丑，似乎千古难变，而后者兴隆，则此优彼劣，似乎又是千古难变。社会之风尚难定。且观察者的眼识，也是左右不定，此乃过度之时代，难以避免之事”。

欧化主义的象征：鹿鸣馆的交谊舞会

在一个过度的时代，人们大多在东西、新旧之间徘徊不定，既不能认真地总结自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无法真正学习到西洋文明的优越之处。按照夏目漱石（1867-1916）的话来说，整个社会崇拜的是一种“皮相的文明开化”。而湖南则认为，“国粹主义”者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崇拜欧美的人中，很多都是对国外学问道听途说之人”，“而真正去国外学习的留学生中，则不是欧美的崇拜者，反而成了国粹主义者”。换言之，只有对西洋有过深刻体会才能产生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这才是湖南所首肯的文化态度。

尽管湖南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自己并不反对学习西洋文化。相反，他是一个积极主动学习西洋文化的人。陶德民指出，湖南在读小学时，就“全部通读了那时最详细的二十册本的西洋近代史”。上秋田师范学校时，他“热衷于英语学习，还涉猎了西方哲学。其后在家乡的缀子小学担任首席训道时，更熟读了卢梭的《民约论》，以致三田村泰助推测说，正是从该书中吸取的民主思想使湖南能够在中国近世史研究中别开一个新生面。1892年担任报社记者时，他就发表过题为《采用社会主义》的文章；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时，他还听过河上肇所作的关于《资本论》的夜间通俗讲演。湖南长于文化史学，其理论来源主要为当代德国，一个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另一个是兰普若希（Karl Lamprecht，1856-1916）”。此外，他对法国民俗学研究也非常熟悉，曾在为昭和天皇进讲的时候专门介绍过。

布克哈特与兰普若希

由此可见，国粹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并不是盲目排外。志贺重昂在创立政教社之初就特别强调，国粹（nationality）是“存在于日本国土上万般事物与外在的感化，化学反应”，“在千万年之间，由大和民族间由遗传醇化”之精神。为了国家之发展，“国粹应该成为大和民族现在未来改良事物之标准”。它“并不是彻头彻尾地保存日本固有之旧分子旧元素，只不过吸收泰西文明之时，应该以日本之品味咀嚼消化之，使之同化为日本之身体”。他真正强调的是，在吸收西洋文明时，日本应该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而不是使日本变成一个与西洋无异的国家。这是一个“维持日本国家命脉的问题”。

加入政教社以后，湖南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为三宅雪岭代笔完成《真善美日本人》（1891）的写作。正如书名所提示的那样，这是为了维护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作。“所谓真，就是要增设博物馆、图书馆，完备学术研究机构，向亚细亚大陆派遣学术远征队等，以增进‘对东洋新事理的探求’；所谓善，就是要坚持正义，维持正义，以抵御欧洲列强对亚洲的压迫，为此不得不增强国力，殖产拓业，扩张军备，所谓美，就是要重新认识日本古代美术的优秀性，并把日本古代美术的特点归纳为‘轻妙’这一概念，目前应该要凸显日本轻妙这一独特的美学概念，而化成外来美术种种。总之，作为人类一员的日本，应发挥真善美的国粹，对人类幸福做贡献”。 

三宅雪岭与《真善美日本人》书影

正如傅佛果强调的一样，在日语中，“代笔”与“速记”之间是有着明确区别的，三宅雪岭只是将大致的意思表述出来，而具体的执笔写作则完全委托给湖南。因此，《真善美日本人》书中的很多内容其实是湖南自身思想的表露，例如，关于中国文化部分的见解几乎“原封不动”地取自于他自己此前撰写的文章。由此可见，“二者思想中所能见到的共通性，并不是他们思想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结果，而应当是他们原本就有着共同见识的缘故”。

另一位对湖南产生重要影响的国粹主义人物是高桥健三。高桥出生于尾张藩的一个剑道师范世家，后来专攻书画艺术。在东京，他结识了冈仓天心（1863-1903）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收藏家费诺罗莎（Earnest Francidco Fenollosa，1853-1908），并创刊美术杂志《国华》，欲意重新评价日本美术史。1892年，他接受《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并担任编辑。湖南则是作为高桥的秘书，随他一同转职大阪。

费诺罗莎、冈仓天心、高桥健三

1893年6月，高桥与湖南一同前往奈良旅行，参观了春日大社、东大寺、兴福寺、正仓院、药师寺、法隆寺等“上代之宝库”。他兴奋地写道，“南北两京之名胜，探究略尽，如大和诸名伽蓝，皆观赏不下五六回，亦有十几回者，涉猎雕刻绘画”。对于湖南而言，与日本美术的接触不仅加深了他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也是研究作为日本历史源头的中国文化的重要参照。作为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湖南呼吁不局限于文献资料，而是强调实地考察，做实物鉴定。这可谓是具有划时代的研究方法。

高桥对湖南的影响并非仅有艺术，还包括政治。1896年9月，第二次松方内阁成立。在新内阁中，高桥就任书记长官一职，湖南则继续作为秘书随他一起加入了政府。高桥需要起草新内阁的施政纲领，而实际执笔工作则委托给了湖南。在此施政纲领中，“言论、集会以及出版的自由得到了强有力的保证。然而，许多内阁大臣不愿意接受如此自由主义的方针。最终，该纲领草案被修改得面目全非”。湖南极度失望，此后对政治失去了向往。

正如三田村泰助指出的一样，湖南通过与高桥的交往，即“窥见了政治中枢的表与里，也接受了古典美术鉴赏的启蒙教育”，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期间，随高桥走访广岛大本营，成为了湖南此生“最为深刻的体验之一”。但对湖南而言，与其说是高桥留下的“政治”，不如说是“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他后来专攻于文化史学理论，撰写《中国绘画史》等等，都受惠于高桥的指教。原宗子甚至认为，“正是由于高桥的庇护，使得湖南拥有了专注于学术著述的时间……使他发掘了自己作为‘大学者’的资质。就这一点而言，他言无疑是十分幸运的”。换言之，正是通过高桥的栽培，湖南得以顺利地转型为日后引领京都学派的学术大家。

明治时期的奈良东大寺；内藤湖南著《中国绘画史》书影

政教社活跃的十九世纪末，正是日本从“民族国家”转变为“大日本帝国”的关键时期。就国家形势而言，一方面，国内的法律制度逐渐完备，另一方面，对外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围绕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两国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政教社的关注点也逐步偏向国外。例如，湖南就十分担心“运输和通信”手段的更新对日本不利，俄国通过“跨西伯利亚大铁路仅需十日左右就可将军队从圣彼得堡运送到平壤，这对中国和朝鲜而言是灾难性的事态。而事实果真如此发展的话，那么日本也将被一口吞下”。

事实上，正如中野目彻指出的一样，以清帝国的北洋舰队访日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的铺设为契机，“东方问题”逐步取代了“文化争论”，成为国粹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对外强硬”开始成为民间的主流舆论。其在文化上的表现，便是盛行一时“天职”观念。例如，内村鉴三（1861-1930）就宣称，“余坚信，欲使器械性之欧美介绍于理想性之亚细亚，欲以进取性之西方打开保守性之东方，是东、西两方之仲裁人之职，乃吾日本帝国之天职也”。竹越与三郎（1865-1950）也认为，“我们有一大天职，这便是向东方宣扬文明，而欲向东方宣扬文明则首先向清朝宣传”。大多数的日本知识人认为，在接受西洋文明这一点上，日本比中国更为先进。将西洋的“文明”传播至落后的中国，是日本的天职。

内村鉴三与竹越与三郎

虽然湖南也承认日本具有“天职”的使命，但他的出发点却与以上论者截然不同。“日本之天职即日本之天职，不在于介绍西洋文明以传之于中国，弘之于东洋，亦不在于保中国之旧物以售之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之文明、日本之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也。我国位于东洋，东洋诸国，以中国为最大，故宣传工作必以中国为主也。”换言之，他并不认为“西洋文明”有多么优越。恰恰相反，他指出“以征服他人、征服异邦，而求达其身家、其邦国之逸乐富饶，偶或纠结不通，则爆燃轰炸，相残虐杀，而毫无怜恤之心”的西洋文明是极其堕落的体现。因此，“以西洋之弊而救中国之弊，可谓奇法”。在他看来，“中国虽迂腐，然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前时文明之迹，典籍所存者，汗牛充栋”。只有从这里出发，才可以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但是，这里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毋宁说是一个等同于“东洋”的文明概念。

内藤湖南《禹域鸿爪记》

湖南随即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暗示日本已经取代清朝，秉承了振兴“东洋文明”的使命。“日本降有大命，有识者须久审此事”。他呼吁学者们“开赴亚细亚大陆探险，收集学术新资料”，“成就东方之新极致，以取代欧洲而兴起，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岂不在反掌之间耳？”毫无疑问，在湖南的思想中，与西洋文明的对抗的意识十分浓厚。如果日本国力尚弱，与西洋的竞争舞台仅限定于国内的文化主导权的话，那么它是以国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如果日本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与西洋的竞争舞台扩展至了整个亚细亚大陆，那么，他的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大亚细亚主义。所谓“文化中心移动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形成的。

1899年3月，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毁了湖南在东京江户川町的住宅。他苦心收集的五六千册藏书以及书稿都化为灰烬。以此为契机，湖南告别了记者的生涯，开始专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同年秋，他第一次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日后的湖南，给后世留下了一副东洋史研究巨擘的印象，但是，其学术思想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无疑是直接来自于那场世纪末的“国粹主义”运动。

参考资料

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钱婉约，《内藤湖南的中国学》，九州出版社，2021年。

陶德民，《内藤湖南晚年的东方回归及其含意》，载杨贞德主编，《“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视域交会中的儒学：近代的发展》，“中研院”，2013年，59-84页。

小野泰，《内藤湖南与同时代：围绕日本的天职论》，载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胡宝华等译，《三秦出版社》，73-107页。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叙说（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中央公論社，1972年。

朱琳，《中国史像と政治構想：内藤湖南の場合（1）》、《国家学会雑誌》123巻9-10号、2010年9-10月，727-782页。

中野目徹，《政教社の研究》，思文閣出版社，1993年。

中川未来，《内藤湖南の台湾統治論：明治中期の国粋主義思想と植民地》，《日本思想史学》(44)，2012年，213-230页。

原宗子，《亜細亜の頃 : 政教社における内藤湖南を中心に》，《調査研究報告》（10）,1980年3月，1-59页。

水野守，《越境と明治ナショナリズム：1889年条約改正問題における政教社の思想》，《大阪大学日本学報》（22），2003年3月，39-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