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的回响｜战争动员中的“她”：一战宣传海报中的英国女性

摘要：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仍被局限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领域，而男性则更多在公共领域扮演自身的社会角色。这种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确立的对应关系，随着之后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和女权运动的兴起而发生变化。至19世纪末，英国女性在婚姻、教育和财产方面的权益逐步得到扩展，有机会在家政服务、纺织、造纸等轻工业进行短期、间断性的工作。在1914年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后，国内的男性劳动力大量流向战场，使英国女性获得了空前的就业机会。然而，固有的对两性社会分工的认定、对性别特质的解说和维护父权制的民族国家，依然限制着女性的社会参与。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活动与国家政治决策首次实现系统性的紧密结合，宣传中的所应用的符号、手段及素材都是国家政策向下传达的实践过程。在“一战”的宣传活动中，海报等图像资料成为崭新且大规模使用的宣传工具，有效补充了英国此前在国内外进行战争宣传时仅运用报纸舆论的不足，扩大了宣传的覆盖面，对现代国家宣传模式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其中，具有性别化指向的图像宣传材料在战争期间也被大量印刷发放，直观地展现了官方对两性特质和社会分工的界定。通过解读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布的具有性别指向的宣传海报，能够清楚地看到英国女性在战争期间面临的机遇与局限。

英国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面临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就业机会的增加，另一是部分公民权利的实现。在就业方面，战争爆发仅六个月，全国1060万男性劳动力中已有200万人参军，国内劳动力开始持续短缺。而在1916年英国议会通过《兵役法案》（Military Service Act）将志愿兵役改为强制义务征兵后，参军人数持续增加，劳动力缺口也进一步扩大。为弥补这一缺口，加快国内军需生产，女性参与工、农业生产并进入原有男性传统行业工作成为必行之事。时任军需大臣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选择与女性参政论者潘克赫斯特夫人（Emmeline Pankhurst）及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等女性组织合作，宣传鼓励女性加入军工生产。他同时还推动议会通过了《战争军需法》（Munitions of War Act），从法律层面赋予了包括女性在内的非熟练工人进入要求熟练技工承担的工作岗位的机会。

图1.1：《为军需工人提供免费培训》， 图1.2：《急需为驻法英军工作的女性职员》 

为提升新法案的效果，英国出现了大量以政府立场号召女性参与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和农业劳作的宣传海报。在这些海报中，女性参与工作的标准被大幅度降低，同时也承诺她们将拥有整洁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工作待遇。以伦敦市议会1917年2月发布的招工海报为例（见图1.1），军工厂许诺为女工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而海报中体现的军工厂运作也是现代化、整洁且井然有序的。这对于在战前因技能不足而无法工作或忧虑工作环境的女性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自此，传统认定为男性行业中的女性工人比例开始大幅度提升。英国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1918年6月的统计表明，当时政府直属工厂中女工的数量较1914年增加了10150%，在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的建筑、金属和化工等行业中女性工人的数量也有大幅度增涨。除工业生产外，1916年成立的妇女军事后勤队（Women’s Army Auxiliary Corps）也为女性提供了直接进入英国陆、海、空军服务的机会。军队希望招募能在战争中承担秘书、接线员和服务人员等文职工作的女性，从而将男性从军队中的非战斗岗位上解放出来，投入前线战争。这改变了过往女性仅能以红十字会、志愿救护队（Voluntary Aid Detachment）或慈善团体医护人员身份出现在军队中的情况。同时，女性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允许穿着军装。从1917年兵役部（Ministry of National Service）发布的海报能看到，身着军装的优雅女性正准备登船赴法国前线承担职员工作（见图1.2）。这种产生在女性服饰上的变化除进一步打破两性间的界限外，也把女性的战时工作归入国家事业的范畴，将她们的重要性与男性等同起来，间接肯定了女性的公民身份。正如妇女军事后勤队1918年发表的文章所认为的：“军装的重要之处……通常能表示为国家服务，也或多或少与权威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穿着军装能够表明我们正在与其他公民共同完成一项对国家的事业。”另外，妇女军事后勤队也用宣传海报号召后方女性替代男性工作，为国家解放潜在战斗力。在这些海报中，女性通常以身处在后方的健康、情绪饱满高涨的军装女兵形象出现，她们大多模仿男性军人的姿态并具有明显的肌肉线条和力量感，背景中的英国国旗更显示了女性行为背后具备的国家意志（见图1.3、1.4）。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宣传中，两性性别特质间的边界被不断模糊，对女性形象进行男性化处理逐渐成为常态，这也间接造成社会对女性特质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在国家的持续宣传下，女性的工作和爱国热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到1918年，已有3.5万名女性正式登记进入军队参与相关服务。

图1.3：《每个符合标准的女性都能解放一个能够入伍的男性》，图1.4：《男性和枪支背后的女性》 

英国女性公民权利的改善主要体现在1918年初通过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使部分符合年龄和财产资格的女性获得选举权。这既是女性参政者长期抗争的成就，也表明女性在战争中的工作和付出获得了英国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战后出任首相的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认为正是由于战争期间女性“全力以赴，深入工厂和田间地头，参与护理伤员生产军需品，宁愿为男性牺牲自己。正是在战争的熔炉中，反对女性参政的抗议声才消融了”。可见，“一战”的爆发给予了女性合理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工作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她们获得了对自身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肯定，为未来女性进一步破除性别桎梏，争取更多的公民权利，获得更彻底的性别解放奠定基础。

然而，自维多利亚时代延续的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约束和刻板印象，依然限制了她们获得解放的程度以及就业机会。英国政府对女性形象的建构仍然基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希望本国女性成为支持、推动战争活动的重要工具。战争爆发后，英国的财政预算难以负担每天开销近百万镑的军费，处于后方、难以承担国家战斗任务的女性自然成为国家战争储蓄计划的主要受众。英国政府认为，既然女性不能亲身为国家在前线作战，那么她们就应为战争提供力所能及的财富支持以履行国家的义务。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战时英国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到国家管控中。1915年起，议会战争储蓄委员会（Parliamentary War Saving Committee）发布大量了呼吁女性利用储蓄购买战争贷款的海报。为进一步强调购买战争贷款的重要性，这些海报通常用男性士兵在前线奋力作战的场景向女性强调国内安逸状况的来之不易，从而促使她们为国家提供资金支持，“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双倍的作用”（见图1.5）。另外，英国女性在战时还被要求保持单调简朴，在不必要情况下禁止购置新衣，一切繁复穿戴如帽子、长靴、长袜、面纱等在此时均被视为奢侈且不利于国家军费积累的，任何可能的资金结余都应投入战争储蓄。同时，为进一步鼓励国内男性投身战争，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道德责任被一再强调。1915年，议会征兵委员会（Parliamentary Recruiting Committee）发布了多张强调女性群体作为母亲、妻子和爱人身份和义务的海报，海报中出现了多个显眼的问号且标语多使用咄咄逼人的反问句式，要求女性无论是出于保护自身、子女或是国家的目的，都应抛开个体情绪力劝男性参军。国家宣传认为，具有高尚道德水准的女性应为身边男性不入伍的行为感到羞愧，支持战争才是能够证明女性爱国的最好方式（见图1.6）。由此可见，英国政府的宣传依然将女性的社会角色局限于家庭之中。

图1.5：《对女性的呼吁》，图1.6:《致英国的女性》 

而且，这些宣传也将参与战争事务的英国女性塑造成与男性对立的群体，以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工作的形象冲击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希望借此羞辱国内尚未积极投身战争的男性并达到激发他们潜在英勇男子气概的目的。以这种主题为核心的海报在战争初期曾被大量发放，但并未达到其预期效果，反而加剧了男性对女性的恐惧和敌意。此举也间接导致了战后女性被迅速要求让出工作岗位，重新回归家庭。

战时英国女性在就业方面受到的制约是十分明显的，她们虽然获得了从事过去专属于男性工作的机会，但仍然被局限在个别工种，工资也远低于男性，无法进入正式编制。可见，即使在战时紧急状态下，既有的社会性别分工也很难被彻底打破。在工种方面，政府更多鼓励女性从事与家政服务及文职工作，如果要进入工业领域，也必须保留女性化的衣着特征（见图1.7），穿着工装裤的女性工则被认为丢失了淑女气质并会受到男性“难道你真认为自己是个男人吗？”的嘲弄（见图1.8）。可以说，保留并强化女性装束中的女性特质是政府用以避免由于战时工作带来的女性“男性化”和社会性别分工发生混乱的手段之一。

在工资方面，虽然英国军需部门依据《战争军需法》规定，要求对从事技术性“男性工作”或军需品计件生产的女性采用与男性工人相同的工资比率，但这一规定只对国有工业有绝对效力，对私营企业仅作为建议和参考。工厂主为规避上述规定经常会拆分原本一名男性工人承担的工作量，使得工厂中没有女性工人能够完全替代男性工作，她们的工作量无法通过计件衡量，自然就更不能够和男性获得同等的工资。根据1918年的统计数据，在该年4月，国有军需工厂中男工每周平均工资为4镑左右，同等工作时长的女工则只有男性工人一半的收入。在工作编制上，以妇女军事后勤队为例，虽然该组织有统一军服且服从军队纪律，却没有采用正规的军队编制，级别属于军官、中士和低等职衔的女性在服务队中被分别称为高级职员、女领班和工人。上述组织模式实际将妇女军事后勤队定位为正规军外围的工作组织，意味着女性在战争期间并未真正进入军队服役，只有男性可以加入军队的观念也没有改变，由于性别区分带来的壁垒仍旧存在。

图1.7：《生产枪支弹药》，图1.8：《难道你真认为自己是个男人吗？》 

由此可见，在战时特殊的社会机制下，英国女性虽然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不意味着她们获得了解放，这一状况的出现只是国家为紧急补充劳动力和保证国内生产的权宜之计。她们在战时工作中的待遇表明，英国政府和企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劳动分工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她们只是临时代替男性从事必要的工作。英国政府在战争后期就已开始要求女性让出工作岗位，一旦战争结束，男性从战场回归社会，女性也要重新后退到家庭之中。

在社会整体发展和19世纪后期女性运动的铺垫下，英国两性的社会分工在20世纪初进入了变动的重要时期，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客观上加速了改变的发生。这种加速主要体现在英国女性在战争导致的特殊社会状况下获得了空前的工作机会和政治权利，与此同时，她们对自我意识和能力的认知也都大幅度的增强，这对英国女性的解放进程来说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如果整体观察战时英国两性社会分工的变动，就能够发现战争期间对于两性分工的变动并非真正的女性解放。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从未彻底脱离私人领域，自维多利亚时代延续下来的传统性别观念在战争期间也未被彻底打破。因此，战争期间女性社会分工的变化更应被视为英国政府和社会面对战争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她们在这一时段更多是以男性替代品的身份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女性既未完全从男性附庸的地位脱离出来，实际上获得的机遇也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