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午餐会｜但汉松：相信我，一种不同的生活是可能的

摘要： ...

学术午餐会是学术界常见的“非正式”学术交流方式，无论是普林斯顿高研院、哈佛—燕京学社，还是国内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经常采用这种开放自由的形式开展讨论和对话活动。在温饱之后转而追寻美食和精神愉悦，似乎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天性，作为他人的精心呈献之物，美食如此，知识亦然，两者皆不可辜负。

南京大学“学术午餐会”的传统由来已久，最早开始于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2005年发起的学术冷餐会，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一百多场。今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打造的“南大读书人”文化空间正式启动。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新生学院联合开展的“学术午餐会”延续了南大读书文化的基因，邀请历史、哲学、文学、社科等领域的学者，带领来自新生学院的本科生们共读学术著作，让同学们接触到一流的学术资源，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和学术素养。

本期活动中，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但汉松教授讲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和《艺术的罪与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两部“轻学术”作品，呼吁大家保持低温度的愤怒，建设自己的“精神后花园”。以下是但汉松讲评的文字稿整理，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但汉松在活动现场

越界的反思：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没有“边”的生活？

这两本书都属于由我主编的“守望者·镜与灯”书系。大约在10年前，我与南大社的沈卫娟老师一起商量，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工作，以便更好地引入西方人文学科的最新作品。目前国内各类学术译著已经非常多，刘东老师主编的书系完成了许多西方人文学术经典的翻译引荐工作，南大社也有著名的“棱镜”系列，很多是比较艰深的当代欧洲思想家的书籍。而我们希望引进一些不太一样的、稍“软”一点的学术作品，譬如今天要读的两本书，就没有很多脚注，和大家想象的正襟危坐、大部头的艰深学术作品颇不一样。读“守望者·镜与灯”书系，或许可以给大家纠正一个偏见：未来我们在南大走学术道路，是否一定需要写那些有很多脚注和深奥术语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我认为，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原创性，同时也在于他（她）能否关切这个时代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引进的，是大学者写的小书，它们面向普通读者，以清晰简洁的语言探索人文思想，打破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藩篱。

刚刚发言的同学提到，《艺术的罪与罚》中有很多不熟悉的作者及电影名字。其实，这两本书都不是封闭体系的书，而是关于其它小说、诗歌、电影、戏剧的书，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建立“阅读地图”。同学们不要期待在一次读书会上就能消化吸收它们，像刚刚吃掉的汉堡薯条一样。这两本书是路标，将你们引向其它地方。如果活动结束后，你们会主动去寻找《穷街陋巷》、《唐人街》、《人类之子》、《黑暗的心》、《冷血》、《威尼斯之死》这些你不熟悉的电影或小说去阅读，我想四年之后，你会认识到参加这个读书午餐会的价值。

总的来说，这两本书并不仅仅是在讨论后现代问题（尽管后现代或者晚期资本主义也非常重要），也是在处理更长的时间段，特别是 “现代性”出现之后，到当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

不妨从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网络话题来切入。一位前体操运动员，退役后当网红在短视频平台跳所谓的“擦边”舞，很多人对她多有非议。如果吸收马克·费舍、兰特里夏和麦考利夫的观点，我们也许不应该去辩论她该不该跳 “擦边”舞，而是去追问：是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植入了、规定了如此之多的“边”，以至于稍微一动，就会擦到这些“边”？大多数时候，我们容易认为这些“边”的存在，是理所应当的，但曾几何时，在抖音上并没有这么多“边”。这些不断被添加的禁忌和界限，是如何被我们习以为常的？是否可以想象一种没有这些“边”的生活？是否可以去废除这些“边”？甚至，是否可以进入没有“边”的社会？

这两本书的共性，就是反思“边”的问题，反思由“边”界定的所谓现状（status quo），反思意识形态和体制对个人自由的束缚，反思那个隐匿的“大他者”。作者鼓励我们不要简单地停留在固定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而是对现状进行一种超越的、越界的质疑与挑战。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你越是批判资本主义，它越将你变成商品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英] 马克·费舍  王立秋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马克·费舍这本书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进入讨论。他是一个左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痛感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端在于“反身性的无能”，人们没办法跳出资本主义的盒子去思考替代方案。生活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中，仿佛无所不可，仿佛“Impossible is nothing”，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他们可以骂政客，可以各种“擦边”，可以策划行为艺术、冒犯古典主义。但是，费舍发现，哪怕他们在电影中想象了人类的灭亡，但还是无法想象一个足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东西。也就是，No alternatives!

据说这句话来自齐泽克，不过很难考辨。齐泽克多年前曾经来南京大学高研院讲课，我是当时的听众之一。他当时讲了许多荤段子，以至于难倒了翻译。后来，我记得他讲了一个不太荤的笑话：在某国，一个政治犯要被抓进监狱，他告诉妻子，以后给写家信时，凡是用蓝墨水写的就是假话，用红墨水就是真话。后来，他的妻子终于收到丈夫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我在狱中一切都好，这里什么都不缺，就是没有红墨水。”

资本主义制度最坏的地方，在于它给你一种个人自由的错觉，让你认为自己可以无拘无束地挑战它。但实际上，它是没有形状之物。书里提到一部电影《怪形》（The Thing， 1982），它讲的是一群南极科研人员遭遇一种能模仿任何生命体的神秘外星生物的故事，它没有固定形态，可以不断吸收、分解和复制其他生物的外观与特征。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在他的文化理论或批评中，将这种外星生命“无固定形态、可无处渗透、无从把握”的特性作为隐喻，用来比喻资本主义体系的抽象、难以定位与全方位渗透的特性。

举个英国街头涂鸦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例子。他曾经画过一幅非常有名的“女孩与气球”，2018年在拍卖行以100万英镑高价成交。成交时，画框中的画作突然滑下来，被隐藏在里面的碎纸机切碎了一半。这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表演，此举震惊全场，同时立即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这一行为普遍被认为是Banksy在讽刺艺术市场的投机与高价炒作。被部分切碎后的作品，其形象随即改变，仿佛成为了一件全新艺术作品，苏富比将其重新命名为《Love Is in the Bin》（爱在垃圾桶）。2021年10月，该作品再度登上拍卖场，以约1860万英镑的天价成交，大幅超过原本的成交价。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真相：先锋艺术家创作出一些替代的艺术形式，对抗主流文化，但最后总是被市场收编。人们一边故作愤怒，一边又暗中配合，人们成为资本主义的共谋却不自知。

这种共谋在消费社会几乎无处不在。譬如，人们为非洲和加沙的儿童饥饿感到心痛，在校园里游行或筹款，转身可能又去喝上一杯星巴克咖啡，刷社交媒体求点赞。小说家昆德拉讲过政治上的“刻奇”：当你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跑的时候，你流下了第一滴眼泪，说好可爱；然后，你又感觉到我和全世界的人都为这幅情景感动，此时你流下了第二滴眼泪。昆德拉说，这第二滴眼泪就是“刻奇”，它是一种廉价的自我感动，它逃避了生命中真正的“重”。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相当于一份政治宣言，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费舍本来生活也不富裕，是特别小众的知识分子，在英国大学里也没有正经的教职。结果，这本愤世嫉俗的小书一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卖出去几十万本。资本主义非常厉害，你越是批判它，它越将你变成商品；你越批判它将你变成商品，它越将你变成商品。别忘了，这是一个独立乐队都能上电视真人秀的时代。

这本书还涉及到私人情感的问题。资本主义规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个人情感的塑造。这种塑造隐而不显，然而人们的快乐、悲伤和欲望，都是被它所形塑的，人们还误以为自己在实践自由意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抑郁症。毋庸讳言，无论是英国大学生，还是中国大学生，年轻人的抑郁问题已经非常普遍，很多人甚至会相互交流自己最近服用的抗抑郁药物，比较哪种药物比较好用、副作用小，仿佛选对了药，就可以摆脱抑郁，精神抖擞地加入热火朝天的当代大学“内卷”中去。

费舍本人就是重度抑郁症患者，他提醒读者，当代资本主义总是将个体情绪上的不快乐，归结于大脑中某种化学元素失衡导致，仿佛人们就应该生来快乐，不快乐是一种可耻的病态，需要用化学药物加以纠正。人们不敢去问：到底是什么，让今天的年轻人如此不快乐？这个“什么”可能不是指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被伪装成自然化的东西，它无孔不入。

总之，《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一本非常流行的书，但我们要读它，不是因为它流行。我希望同学们更多地将这本书视为一本疾病之书和反思之书，把它与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个体经验结合在一起。

浪漫主义艺术家与恐怖分子之间的“双生关系”

《艺术的罪与罚》 [美] 弗兰克·兰特里夏、乔迪·麦考利夫  刘洋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兰特里夏和麦考利夫是一对夫妇，任教于杜克大学。弗兰克·兰特里夏是杜克文学系里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妻子麦考利夫好像是研究戏剧的。他们对主流的文学理论非常厌恶，认为那些理论文章过于阳春白雪，越来越与大众读者脱节。兰特里夏曾写过一封公开信，宣布退出学术圈。所以，这本书的风格是故意去学术化的，里面讲了很多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化的案例，把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大众文化结合起来——从德里罗、康拉德、托马斯·曼，到新好莱坞电影和欧洲艺术片，都放在一起来讨论。

《艺术的罪与罚》批判的绝不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不只是新自由主义，而是反思从康德、启蒙运动的“理性”出现之后，主导人们的一种精神文化。只要人们继续将人视为手段，而非目的，人们就会一直生活在它的桎梏中。它被称为资本主义还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都生活在这种工具性的“铁笼”中。

大家可以对照去读以赛亚·伯林写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浪漫主义就是作为启蒙理性的反对者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反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浪漫主义者反对的是什么？伯林认为，启蒙主义者认为，对于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无论在科学、道德、政治还是美学领域），都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其他不同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而且，这些唯一正确答案在原则上是可知的，理性和正确的方法可以让人类认识并获得它们。所有真实的答案彼此之间应当是和谐且互相兼容的，因为真理与真理不会相互冲突。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必然是统一而和谐的。浪漫主义者要挑战的，就是这些启蒙主义的先设。

《艺术的罪与罚》将我们带进那个浪漫主义的历史传统中，从华兹华斯到济慈，再到康拉德、德里罗，他们都是浪漫主义的孩子，希望能够越界去颠覆和打破一些东西。两位作者认为，真正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家与恐怖分子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双生关系。艺术家羡慕恐怖分子的影响力，而恐怖分子也试图像艺术家那样去言说。当年，莫奈、塞尚画一幅画，可以震惊整个巴黎，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艺术上，能够强力唤起大家对当代现状不满的，只有一种东西：恐怖主义暴力。这种暴力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制造恐惧感，为了劫持人们的情感和想象。

这也是为什么“9·11”被斯托克豪森称为“全宇宙最伟大的艺术典范”。恐怖分子为什么选择早上八点？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希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景观”（spectacle）。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杀人，不如说是用行动进行宣传（propaganda by deed），这是无政府主义者（19世纪末最早那批恐怖分子）的信念。

艺术家一方面很觊觎他们的影响力。比如斯托克豪森，他是非常前卫的艺术家，电子乐之父、噪音音乐之父。他写过一部剧，要演18个小时，根本没人看。而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就永久地震骇了美国人的心灵，这让艺术家油然而生一种嫉妒。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冷血》。小说家卡波特与杀人犯推心置腹地不断交谈，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同志情色的感情，卡波特意识到那个杀人犯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

当然，恐怖分子毕竟不是艺术家。德里罗提醒人们，尽管他们有非常相似的越界冲动，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相似的愤懑，但是艺术家的暴力毕竟不是恐怖分子的暴力。极端恐怖分子的暴力，是要消除差异，消除“多”，回到“一”;而小说这样的艺术，是要捍卫人的复杂性。这是两种越界最根本的区别。

当你永远无法提出真正的问题，他们就不用担心你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在交流环节，有同学向但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那本书里，费舍提到过两个词，一个是the Real，一个是Reality，他说人们所在的the Real这部分里对现实的反抗会逐渐被资本主义消化，我的理解是那人们的现实是不是就会逐渐扩大？如果把它理解为围墙的话，那么围墙内人们可以活动的范围应该是会逐渐变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反抗现实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感到越来越焦灼，它是否存在着某种矛盾？还是说资本主义现在还没有将反抗自己的东西融合到极致，还处在异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中？当资本主义向外扩展的部分越来越大之后，人们会不会体验到一种超脱于现在的快乐？”

但汉松：我想补充一点，詹姆逊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用了一个词叫late capitalism，仿佛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癌症四期，好日子快到头了。“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受到很多人的诟病，因为资本主义在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非但没有进入终末期，反而在互联网时代发展越来越好，美元依然坚挺，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好的经济体，很多最重要的科技创新都来自美国。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吗？似乎没有。所以，不要低估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能力，它已经从最开始的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全球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不再以“物”为单位，它变成了流动的、看不见的金融产品或金融衍生品，那些银行家只需要在华尔街的电脑上操作一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可能就被劫持了。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它通过互联网，操纵人们的想象，让人们认为虚拟世界就是真实，每个人可以有点赞的自由，有发推特怼天怼地的自由。然而，在这种新型资本主义的算法逻辑下，人们已经越发无法分辨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当做选择时，所谓的自由其实是选择健怡可乐还是有糖可乐。如果人们意识不到这种隐形的限制，就没办法质疑这个体制最核心的弊病。资本主义的做法是不断让你消费，让你变成“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一旦人们无法提出真正的问题，他们就不担心人们会说出正确的答案——你怎么回答都不重要。

所以，消费社会中一个人觉醒和反思其实是非常难的，我们也都不该奢望看完这样一本书之后，就大彻大悟了，就能和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和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彻底切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希望在这种持续的阅读和思考中，总会有一些时刻，捕捉到另类思想的光芒。好奇心本身，就是一种最纯粹的不服从。哪怕身处撒哈拉沙漠的人们只是把一抹沙腾挪倒手，看起来似乎一切没有改变，但这个沙漠实际上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同学们身为南大文科院系的新生，都有非常好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潜力。不过，大家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来参加读书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蹭饭”，还是为了体验不同的课外生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大学一年级时就要意识到一点：大一时必须非常慎重地选择大学四年要读的书。媒体喜欢讨论的一个词是“上岸”，然而别人的“岸”，是你的“岸”吗？正是在挑选与哪些书为伍的时候，我们才能构建大学时代的知性生活，并逐渐看清楚自己未来人生想要走的道路。

我想，这两本书试图激活的就是我们反身性的思考能力，敢于不断质问“边界”的存在。我们需要从那些伟大的浪漫主义艺术家那里吸取动能……最后，我希望同学们从这两本书获得一些启发，获得一份属于你的书单，获得一种清醒，同时还努力在闷燃中走一条和他人不同的路，读那些流行榜单上没有的书，去建设自己，在自己小小的“精神后花园”中，去克服这个时代。相信我，一种不同的生活，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