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story︱民国明星女运动员侧写

摘要： ...

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没有“运动员”“球员”或“运动选手”这类称谓，也不曾有“女运动员”“女球员”或“女运动选手”等名称，有了近代运动会之后，各类传媒无不以这类词语称呼运动会表演者或参赛者。目前看到最早的以“运动员”称呼运动会的女性表演者的资料，是1910年的《时报》。具有前述称谓的女性，成为社会的新群体，吴梅仙被复旦大学的同学誉为“运动家”；松江女中把“篮球员”当作学生可以选择的一种职业；至于能在地区或全国运动会中打破纪录或总成绩荣获第一的女运动员，更是这个新群体中的精英，深受众人景仰，而她们也像女演员般受到媒体宠爱，有高度的曝光率。例如《申报》的“体育”和“妇女生活”专栏，经常挖掘女校体坛健将的生活。《人才》一文指出：“自从申报栏辟了这一栏‘妇女生活’之后，各校里的特出的密司们的芳名和才干，于本栏上都显了出来，谁说我们中国女界的学识幼稚，谁说我们中国女界的身体孱弱，你看本栏里不是每天装满女文学家、女音乐家、女政治家、女运动家、女律师……吗？我们中国的女界，大有欣欣向荣之概。”比较完整的是第六届全运会前后出版的《女运动员》和《女运动员名将录》这两本册子，它们对历年来明星女运动员的运动成绩，以及离场后女运动员的活动，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同时，通过图文并茂的解说，让读者得以看到女运动员缤纷多彩的样貌，有穿运动服的，也有着洋装、旗袍或礼服的。

这两本册子偏重对明星女运动员正面形象的报道，但有许多媒体关注的是她们的小道新闻，其中，明星女运动员的感情世界，更是记者炒作的焦点，即使是空穴来风或恶意中伤，媒体也照单全收。这种捕风捉影或扩大渲染的报道方式，在当时的中国媒体中十分普遍，社会大众也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大肆批评运动员。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在媒体的不断炒作下，女运动员固然受到一些伤害，但她们的知名度也跟着水涨船高。至于被媒体当成活广告，作为报刊代言人的女运动员，更因此打响了自己的名气。针对这些现象，本节将讨论媒体如何报道明星女运动员，以及明星女运动员怎样回应，或如何替媒体宣传。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明星运动员都有被炒作的新闻，因此，此处仅针对部分人做分析。

明星女运动员的众生相

（一）明星女球员：陈荣明、陈聚才、邵锦英

陈荣明毕业自两江女子体专，擅长田径、篮球和标枪，在第五届全运会中，曾有杰出的表现。除了个人的标枪成绩创了全国最高纪录，她所参加的上海女子篮球队，也获得锦标。之后，陈荣明率领两江篮球队到菲律宾，参加远运会，声名远播。陈聚才也来自两江女子体专，和陈荣明一样，都是第五届全运会中上海女子篮球队队员，被称为“技术精进，为人镇静不乱，上球场一如其人”。不过，记者感兴趣的，不只是她们的球技，还有其男性化的一面。陈荣明被形容为“全无女子气”，陈聚才则是“奋勇而精战”。有趣的是，她们私下也曾女扮男装，其刊登在《女运动员》的男装扮相，不仅梳男性发型，还穿西装、打领带。这样的造型，反映了当时拟男风气如何在部分女运动员的日常生活中发酵。华玮发现，“拟男表现”早在明清时期就成为妇女创作上的特色，吕芳上则在清末以来的英雌论述中，找到在实际生活中的女扮男装，他还以谢冰莹的自白，指出1920年代的“拟男化”比1910年代的“拟男主义”更为严重。周慧玲也指出，受193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女身男装的影响，中国的电影出现了拟男扮相。由此可见，从明清以来，“拟男”风气已进入中国女性的生活。

（本文摘自游鉴明著《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