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从斯图加特到杜塞尔多夫，德国的“刹车”与“加速”

摘要： ...

索菲亚从小生活的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一带，是保时捷与奔驰的诞生地。但近几年，这座曾让人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中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生活到工作，一直泡在汽车文化里的索菲亚已深切体会到传统产业面临的危机，也对经济滑坡更为敏感，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末端则是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流失。令她触动的是，现在围绕政府政策的讨论比过去20多年的任何时候都要激烈。

去年12月，“债务刹车”问题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自民党、绿党组成的“交通灯”执政联盟提前瓦解，经信任投票和总统确认，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提前至2月23日进行。选前，来自八个政党的代表多次举行电视辩论，在不同场合就移民与经济等关键议题展开激烈交锋。

“从未见过德国有如此紧张的选举氛围”。索菲亚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最近不论是在家庭聚会、朋友聊天，还是在电视、广播、社交平台上，全都是选举和政策的相关讨论，德国社会内部的意见变得更加分裂了。

和索菲亚的交谈正值德国议会选举的最后阶段，柏林市中心的反右翼极端主义示威活动如火如荼，数万人疾呼“警惕德国向右转” ，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骂声与呼声同在，选择党的支持率已经攀升到仅次于联盟党的位置。

中间派选民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德国选择党依靠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不仅获得一些选民的支持，还一度突破了德国传统政党对极右势力垒砌的 “防火墙”，似有进入“主流”之势。

极右翼强劲的上升势头冲击了长久以来的共识政治，但在索菲亚看来却是意料之中，尤其是近几个月德国多地发生外来人口袭击事件，惴惴不安的选民希望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德国被视为欧洲稳定的支柱，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但现在正面临考验，德国人对自己生活水平的看法悲观，民调显示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住房危机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消退，对移民的态度变得强硬。全球和地区发生剧烈动荡之际，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也在下滑。

在索菲亚的认知中，安全感、计划性、可预知是长久以来的生活常态。然而，眼前的混乱还不见底。她没有透露自己在大选中如何投票，只是明确不会支持选择党，认为德国仍然会由主流政党执政，因为这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国家。

2月24日凌晨，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以28.6%的得票率领先其他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德国选择党得票率为20.8%，排名第二，以现任总理朔尔茨为总理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为16.4%，排名第三，遭遇二战以来最大败绩。

在越来越激烈的政治话语中，德国人的不安感悄然间野蛮生长， “不确定性”开始演变为另一种常态。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3日，德国柏林，基督教民主联盟（CDU）领导人弗里德里希·梅茨在党总部向支持者致辞并鼓掌，庆祝德国全国选举的结果。视觉中国 图

混乱的 “种子”与“爆发”

这是索菲亚在汽车行业工作的第八个年头，2019年她从德国老牌车企跳到了以色列一家服务于自动驾驶的技术公司，几年后又转到了用于自动驾驶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她的理由很直接：一些外企在创新速度上比德国快，并且对新技术更加开放。

索菲亚跳槽的那一年也是德国汽车业备受 “煎熬”的一年，受到贸易摩擦和欧盟排放新规的影响，2019年德国汽车本土产量创23年来新低，而那只是危机的序幕。2024年10月底，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考虑关闭德国的三家工厂，裁减数万员工，并下调薪资，震动全国。

大众所处的困境是德国汽车行业的缩影，在内燃机转向电动汽车的变革中，德国不具有关键的电池技术，还面临欧洲电动汽车需求下滑、能源和劳动力成本高企、其在主要市场中国的销量下跌以及中国竞争对手进军欧洲等诸多问题。

德国汽车迭代之难在索菲亚父女身上也略窥一斑。她父亲那一代人成长于内燃机时代，他们喜欢轰鸣的引擎、高速驾驶，沉迷于赛车文化，不太关注舒适性。相比之下，索菲亚这一代人更关注可持续发展，希望找到更环保的方式，更注重汽车的软件功能。

通过对海外车企的观察和比较，索菲亚认为，风险规避观念和官僚主义是德国车企创新乏力的主要阻力，早在特斯拉进入德国时，很多人就意识到了问题，但始终没有做出改变，拖慢了行业前进的速度，重创德国人的经济增长愿景。

“如果汽车制造不再是德国的核心产业，我们还能在哪个行业保持领先？我们的优势在于工程技术，但中国正在赶超，美国则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迅速。那么德国的未来在哪里？”德国信息技术分析师弗里德里希在和澎湃新闻谈及传统工业时深表担忧，认为政府缺乏有力的领导，过于专注于削减预算，而非投资关键产业。

2021年上台的“红绿灯”联盟继承了默克尔时代的财政正统观念，坚持平衡预算。财政零赤字在德国被奉为一种道德神话，“债务刹车”被视为成功的政治产品。（注：“债务刹车”来源于2009年写入德国宪法的财政规则，明确了德国联邦政府不得为德国州政府举债，联邦政府的新增财务赤字不得超过国内GDP的0.35%等）

德国前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2017年退休时，财政部400多名同事全员黑衣，在楼下排成一个0形，庆祝他在任期间的标志性成就——平衡联邦预算，这在德国被称为“黑零”。财政部欢声的另一面是，民间对火车频繁晚点、网络“龟速”的抱怨声。铁路年久失修、网络基础设施落后、住房短缺等问题都迫切需要公共投资来解决。过去，蓬勃的外部需求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德国这种经济模式的缺陷，但是随着国际出口市场萎缩，其国内经济停滞问题火烧眉毛。

去年11月， “红绿灯联盟”在谈判2025年预算时，自民党领导人、时任财长林纳德仍然要求严格遵守债务刹车，将削减财政赤字置于投资之上，而社民党和绿党都意识到公共投资的紧迫性，最后执政联盟以林纳德被解雇为句号垮台。

索菲亚和弗里德里希对朔尔茨领导的联合政府感到失望，但原因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在索菲亚记忆里，疫情期间的政府决策让德国许多民众感到困惑和不安，“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悲伤的故事，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自此埋下了对联邦政府质疑的种子”。

在疫情前的十多年生活里，索菲亚觉得周边大多数人都过得很安逸，平时抱怨最多的是天气，但是当生活秩序被疫情打破，俄乌冲突的影响抬高了德国能源的价格，难民危机带来安全威胁……很多人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难有了实感，种种不满积压到这一次大选期间被放大并爆发了出来，这也为德国选择党提供了扩张空间。

移民会解决问题，还是让问题更糟

“如果你不喜欢当前的社会状况和发展方向，选择党就成为了一个你可以投票支持的政党。” 弗里德里希抵触德国选择党，但承认他们的宣传做得很好，党名中包含Alternative 一词，意为另一种解决方案，直击一部分德国人寻找答案的心理。

40岁的弗里德里希生活在杜塞尔多夫市，2024年的数据显示该市约两成人口是外国国籍，他的中国女友就是其中一员，他本人也热爱中国文化，为自己起名“王飞扬”并入驻了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对外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弗里德里希生活的一部分，他也因此对移民环境投注更多关注。

在杜塞尔多夫，外国人在当地开设公司、商店、餐馆，弗里德里希乐于看见陌生的面孔给家乡带来经济繁荣，他所在的公司也对外籍应聘者持开放态度，“德国IT行业有大量空缺职位，我们公司很欢迎外国IT人才，只要会说英语就可以” 。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3年德国净移民人数为66.3万人，较前一年146.2万人大幅下降，但也部分弥补了德国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使总人口达到 8470 万人的新纪录。长远来看，未来劳动力缺口仍然是一个严峻问题。联邦建筑、城市事务和空间发展研究所 （BBSR）去年发布报告称，到 2045 年，德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 2%。

随着选择党支持率连年上升，外界称不排除选择党在四年后进入执政联盟的可能。弗里德里希担心选择党的反移民政策会使德国对人才的吸引力降低，进而影响经济。他曾接触过一些选择党支持者，发现大多是老年人和年轻男性，“他们怀念过去的德国——只有德国人，一切都很熟悉。希望恢复传统的性别角色——女性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他的粗略印象与民调数据大抵一致。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26%的德国男性对德国选择党持正面态度，自2022年以来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女性这一比例为11%。分析认为，女性更有可能关心自己和少数群体的权利，而男性则更担心不太以权利为基础的保守价值观。

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和经济较不发达地区的势力最为强大。柏林社会科学中心政治学教授沃尔夫冈·施罗德对美联社表示，该党有独特的能力，以清晰、强烈、激进和感性的方式处理问题，而其他政党做不到。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支互联网政党。

当地时间2025年2月23日，德国柏林，德国选择党（AFD）联邦主席候选人艾莉斯·韦德尔（Alice Weidel，中间）、AFD联邦主席蒂诺·赫鲁帕拉（Tino Chrupalla，左）、克里斯丁·布林克（Kristin Brinker，AFD）和比尔恩·赫克（Björn Höcke，右）在AFD联邦办公室参加AFD选举聚会，对德国联邦议会第21届提前选举发表反应。视觉中国 图

善用社交平台的选择党近几年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截至2月23日，德国选择党在TikTok上的议会党团官方账号拥有超过563800名粉丝，在此次大选中得票率最高的联盟党在同一平台上只有27700名粉丝。

弗里德里希来说，极右翼在移民问题上的声量可能会影响其未来的家庭生活和工作，而对于那些移民而言，尤其是德国东部地区，已经到了需要考虑去留的时候。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甚至公开接受了带有政治色彩的“再移民（remigration）”——这个词被理解为大规模遣返或驱逐具有移民背景的人。

德国选择党图林根州党部领导人比约恩·霍克更为直接，他在去年8月演讲称：“夸张点说，（如果我当选）每分钟都会有遣送移民的飞机从埃尔福特机场起飞。”不久后该党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二战结束近80年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联邦州选举。由于缺乏盟友，选择党在图林根州没有上台执政的希望，但仍可以通过其影响力对政治议程施加影响。

作为选择党图林根州的新闻发言人和州议员，托本·布拉加经常会为其领导人霍克的一些言论做出解释。关于移民问题，他告诉澎湃新闻，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维持正常运转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同时，又实行开放边境政策，两者无法共存。

布拉加出生于巴西，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长大，家人基本是左翼，但他与众不同，并坚定支持限制移民政策。大学毕业后，他最初加入了自由民主党（FDP），而后因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而主动退出，2015年转而投身选择党，正值时任总理默克尔做出开放边境的决定。布拉加认为，正是当时的决策使德国社会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去年的那场州议会选举中，布拉加轻松获得议席，他将胜利归功于选择党的理念与东部选民的核心政治认知高度契合。“由于东德的特殊历史，该地区选民对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格外敏感，对移民问题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尤其质疑移民带来的社会变革。在这些方面，选择党的主张更受欢迎。”

德国东部地区人口外流问题一直存在，人口密度普遍低于西部。加之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问题更严重。2022年底，德国18岁至64岁人口约为5140万，其中只有720万人生活在东部各州（不包括柏林）。东部地区面临吸引技术工人和外国投资的难题，德国商界也在对此发出警告。

“10年来不断有人告诉我们，德国需要移民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然而事实是，移民并未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 布拉加说道。

布拉加指出了移民带来的安全隐患，这也是选择党政策获得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今年以来连续发生两起阿富汗人发起的袭击事件。1月22日，阿沙芬堡市中心发生持刀袭击幼儿事件，造成2死2伤。2月15日，慕尼黑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2死37伤。

围绕移民的话题谈了很多，立场鲜明的布拉加最后特别强调：“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反对移民的政党”，需要的是满足资格要求的移民。他试图弱化外界给选择党贴上的“反移民”标签。

在中间道路渐进式调整

“随着德国继续接收移民，压力只会增加，在某个时刻，人们会感到受够了，这将是德国选择党的时刻。”在东德地区长大，2015年从社民党转投选择党的蕾妮·施普林格（Rene Springer）对澎湃新闻表示，她相信，再过四年，德国会有一位来自选择党的总理。

弗里德里希对选择党的崛起感到担忧，他认为德国的政治现状和美国越来越像，对当前的主流政党感到失望，希望带来任何形式的改变，像是一种反抗。从外界来看，这一定程度是反建制派势力的扩张。

显然，德国主流政党也意识到选民的需求，在经济问题上不再继续“傲慢”。联盟党过去一直主张“债务刹车”，但默茨在选前表示愿意考虑各种融资方案，以填补上涨的国防开支，表明他愿意放松财政限制，这是中左翼政党所青睐的。

在移民问题上，默茨跨出了“危险的一步”。1月民调显示，德国65%民众认为应该减少接收难民，尽管他们更希望以欧洲为框架寻找解决方案。阿莎芬堡事发两天后，默茨宣布将向联邦议院提交一项限制移民议案，要求在边境遣返更多的寻求庇护者。1月29日的联邦议会投票中，议案在选择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虽然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冲破了德国主流政治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防火墙”机制。

联盟党的做法遭到公众和政界的指责，一些人将此与纳粹党在主流政党缺乏团结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相提并论。就连退休后很少评论政治的前总理默克尔也批评默茨的决定是“错误的”。但默茨仍然强调这项议案对德国的安全而言是必要的，否认与选择党合作的任何意图。

施普林格认为，主流政党只是延续了默克尔的政策，这些政党并不打算在移民问题上强硬，只是在大选前不久改变了态度，之后一切会照旧。

与此同时，选择党也在试图摆脱自身极端化的政治形象，在此次大选竞选纲领文件中提出，推行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恢复传统能源供应减少能源成本、降低社会住房成本等政治诉求。

弗里德里希不否认各个政党都有一些好想法，而他没有改变对绿党的支持，相信他们可以为新产业和新机遇打开大门，并且考虑到孩子的未来，绿党占优势的环保政策至关重要。但对于现实问题，例如昂贵的电价，绿党是否能在短期内拿出应对方案，他没有信心。

在2月24日公布的选举初步计票结果中，绿党以11.6%得票率位居第四不敌四年前14.8%的最佳战绩。实际上，中左翼的绿党在此次大选中已经将减轻民众生活成本列为核心议题，响应选民关切，尝试推行务实温和政策，为与其他政党结盟留有余地，它是否具有平衡中间派政治路线的能力，尚待观察。

联邦德国自1949年建立后，向来以稳健的共识政治而著称，其根基是德国广大的“中间力量”政党。默克尔时代一直维持政治上走“中间道路”，在难民危机的刺激下，政治极端化上升，主流政党右倾明显，中间派遭削弱。

过去几年里，德国的政治话语变得更加激进。索菲亚能够感受到氛围的变化，以往，德国的主要政党一直在相对稳定的政策方向上交替执政，但今年不一样，经济低迷的失落、气候变化的风险、物价上扬的压力、对待移民的纠结，种种问题将国家撕裂。

索菲亚笑着说，很庆幸自己不是政治家，要找到平衡各方的解决方案太难。但她对未来依然乐观，“尽管变化可能会很慢，但德国总是以渐进的方式自我调整，相信最终我们能够适应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