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痖弦：故乡杨庄营

摘要： ...

编者按：著名诗人痖弦于温哥华时间10月11日清晨逝世，享年92岁。

201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痖弦回忆录》，记录了他对故乡河南南阳的记忆，参军的过程及军中生活，以及文学艺术活动中所交集的诸多名人。本文选自回忆录中一节《杨庄营》。

《痖弦回忆录》书封

和外婆家不同，我们家祖上就很苦。苦到什么程度？那还是清朝的时候，大年三十，我的曾曾祖父家里连一点面、一粒米都没有。曾曾祖父就到集市上去卖门神、春联、灶王爷。几个小孩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饿到前心贴后背了，以为爸爸回来肯定能带吃的东西。结果一张都没卖掉。全家人只能抱头痛哭。后来他们借钱，在官路的旁边开了个鸡毛店，人称“冷店”，门口放一个草编的篓子，篓子里放着馒头，还拿一个馒头放在盖子上，表示是卖馒头的。在河南的客栈里，住店不要钱。河南人很老实，说：咱们这个棉被让人家盖一个晚上还要钱？这又盖不坏；睡在地上还能把地压个坑啊？所以不好意思要钱。但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那一碗面吃不吃都要收钱的。那碗面钱就是店钱。我这个曾曾祖父比这个还惨，只能卖个馒头，让人喝碗汤。五个孩子只有一件大褂，谁出去走亲戚，谁就穿这个大褂。

有一天，远远地走过来一匹马，这匹马渐行渐近，好像马上没有人。走近了一看，有个人伏在马上，头都快挨着地了。一摸他的头，病得很厉害。几个孩子把他扶下来，发现他已经说胡话了。幸好我曾曾祖母会针灸，治好了这个官人。官人一觉醒来，烧也退了，病也好了。看他们一家大小实在太穷、太苦，这个人说他住在杨庄营，姓华，为了感谢他们，让他们去给他家看坟。所以我不怕鬼，我家是看坟的出身。后来我家的后院就是个墓园，已经断了香火。后院种着李子树，孩子们在后院吃李子，跑来跑去玩儿昆虫，一点也不怕。

杨庄营的房子古色古香，非常漂亮。杨庄营有三百多户人家，从前是住的姓杨的，所以叫“杨庄营”，但明朝时被灭九族，杀光了，剩下一个去外县外婆家走亲戚的孩子没有被杀。那个孩子后来有些后代，大概有四五家人，其中有一个还当了我们村子里小学的校长。杨庄营的房子都被姓华的富豪接收了。明朝的房子现在还有几栋，青堂瓦榭、五脊六兽。我们祖上就在墓园旁边盖个小庵子，给人家看坟。比着华家豪华的房子，我们看墓人的房子简陋多了。这五个孩子是我的曾祖父们，他们后来又自己种地、买地，变成小地主。到我记事的时候，我们有一顷地（一百亩），已经把田给别人去种了，可是我们农民的习性还是一样。我母亲还留一块地自己种，就在我们房子后面。离厨房近的那边就种些青菜。有时候正做饭的时候，妈妈就让我去摘豆角回来。中饭就吃我摘的豆角。

我的出生地却不在杨庄营，而是生在冢头村。因为冢头有寨子。寨子就是一种土城，是地方上百姓集资建起来的。就是修了土墙把村、镇围起来。我还记得幼年时见过修寨墙。每家画好各家负责修的地界，有钱人就雇人修，没钱的人就自己修。修墙时把土里面掺上草，做成泥坯，再一块块垒成墙。寨墙有四个寨子门，寨墙外面挖了很深的坑，有的还种了有刺的名叫“月月红”的灌木（学名是蔷薇），相当于铁丝网的功能。晚上把寨子门放下来。寨子门关了以后，一般不让陌生人再进来，只有认识的人才能进来。寨子里有民团守护。老百姓也有土枪、土炸弹、刀箭。有些地主也请了长工或很多会武功的人来守夜。晚上看守时还要联络。太阳下山后就点一炷香，一炷香完了再点一炷香。香是线香，但不是插在那里，而是一根一根斜放着、首尾相接地摆在香盘里。香盘里铺着厚厚的香灰，香放在上面也可以燃，不会灭。一根烧完，下一根就被点燃。那时没有钟表，站岗就是按点几炷香来计算。比如约好，两炷香后要吹羊角。羊角是绵羊角，吹什么声音都是约好的暗号，用长短不同的音交替来代表各种情况。另外一个哨所听到了羊角声，也会回答。夜晚就经常听到号角的声音。那个声音在夜晚听来荒寒、凄凉，有时候号角声引起一片狗叫，特别恐怖。有的有钱人还修个炮楼。晚上住到炮楼里，家丁把守。炮楼上面放土枪、炸弹、滚木礌石，就是防止土匪晚上来。有点钱的人都在寨子里建了房子或者租别人建好的房子。平常住在自己的村子，土匪来的时候就跑到寨子里去。我们那里从明末起就是刀客出没的地方。刀客就是红胡子、土匪。闹得太厉害时，寨子里的民团已经抵不住土匪了，人们就跑到城里去。城里有国军、警察，要好一些。但城里的生活成本比较高，我们家基本上还是住在寨子里。

土匪和土匪之间也打仗，以大吃小、有分有合，其中的恩怨真是犬牙交错。老作家姚雪垠是我们邻县的，他的长篇小说《长夜》就是描写土匪的，写得很成功。他对土匪的认识极为透彻——对于一个善良的农民是怎么变成土匪的，研究也最透彻。他认为就是因为饥饿，跟着“刀客”有吃有喝。刀客到一个村庄就让村民买多少枪，说他们要枪维护地方治安。如果买不到枪，就要折合多少钱交上来。也有些女人被刀客掳走。姚雪垠最深刻的一个描绘是说，那些女人有些没什么定力的，到那里吃香的、喝辣的，过一阵子就不愿意回去了。回家饿饭嘛。所以当家里人按照土匪的要求拿着钱去赎她们时，她们不想回去，但又不好说真正的原因，就假托其他原因，比如说“你二哥对我不好啊”等等。他把人性的那种弱点都写出来了。

村子里到了晚上听到狗叫的声音有异，人们就很紧张，都畏缩在自己家里，怕得厉害。如果狗叫得很凶，那第二天吃早饭时，村子里就会传开，昨晚谁家一家被杀了、谁家被抢了。狗叫就是不祥之兆。一直到现在，半夜听到狗叫声，我都会害怕。还有一种叫“打业”的，就是仇家之间互相报仇。也是在夜晚，仇家之间互相砍杀。那时已经没有法律约束了。农民没有饭吃，也跟着土匪跑。去了之后就不能再回来，因为做了坏人，没有回头路。但土匪中大多数是流氓、恶棍，良民跟着的还是少数。

家家都有枪，土匪来了还可以应付一下。我家有一支枪是欧洲的枪，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不知道怎么卖到中国的。那支枪叫“十大响”，可以连续放十发子弹，好像机关枪。那时还没有机关枪。这种枪有两个枪筒，一个是装要发的子弹，一个是装没有发的子弹。可以一次装十颗子弹。前弹一发，后弹就进入枪膛。子弹头是铅做的。人中弹后带一块肉出来，伤口溃烂，后来国际上已经禁用。平乐村好像没有枪，杨庄营很多人家有枪。那个“十大响”我小时候还玩儿过，比我高。买来的时候枪里还有几颗子弹，我爸爸拿着去让邻居看时，不小心走了火，把房顶打了个洞，每个人都落了一脸灰，大家吓坏了。后来爸爸又买了一支“盒子炮”，是手枪，四方的造型，很长的枪梢，还有个木头盒子，德国造的，行军时可以将枪装在盒子里背着。盒子也可以套在枪托上，看起来像后来的卡宾枪，但其实还是手枪，一连可以发射二十发子弹。上面有个红穗子，过年时放在香案上还要拜，让枪保佑全家。

主张乡村自治的学者梁漱溟的几个实践派的学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相邻的内乡、镇平、淅川三个县发展地方自治——用法家的方法，也合乎现在用所谓开明、专制的方法治理豫西，治理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们的方法非常蛮，就是司马中原《荒原》笔下的那些方法。据说，为了杀鸡儆猴，县长出去演讲的时候就带个判了死刑的犯人，去了演讲的地方敲锣，一聚聚好几百人，各村庄的都来了，演讲完了之后，县长就用带来的铜铡当场把死刑犯铡了，“谁不听话就这样”。当时的专员是彭禹廷，他身体力行，提倡修桥、修路，废止陋习，很受民众爱戴。法制执行也相当严格，偷一只苹果都可能被枪毙，还规定不能趿拉着鞋走路等等。在公路两旁种行道树就是从豫西开始。用这种办法竟然也把豫西治理好了。

我们搬到冢头去住，就是因为年头慌乱、闹土匪不安定。我祖父回到我们原来的村子去分场时，住在朋友华公台家里。华家有炮楼，有家丁把守。晚上，祖父觉得天气燥热，就说出去转转。据村子里的人说，祖父散步时遇到土匪。祖父跑，一群土匪就追他，他掉到一个很深的空粪坑里。北方把人、动物的粪便都放在一个坑里，加上土沤肥，再把沤好的土块拿出来送到田里施肥。等他爬上来，便被土匪抓住了。听到我祖父大叫，“你们要钱给你们钱！你们究竟要什么？”第二天看到附近池塘的水都是红的，他被土匪杀了，尸首也没找到。一直到现在，我祖父的坟里只有他的衣服。我父亲、叔叔想去为他们的父亲报仇，都学过“红枪会”——白莲教的余续，也叫“硬肚”，刀枪不入。可根本不知道找谁去报仇。后来父亲和叔父都考取了乡村简易师范。

我祖父叫王子修，也叫王乐身，后一个名字用得多。我父亲叫王文清，我叔叔叫王文洁。我祖父那辈是乐字辈，我父亲是文字辈，我是庆字辈，我孩子是景字辈，再下面是怀字辈。“乐文庆景怀”，后面还有几十句。我回乡后，请书法家写了，挂在老家的堂屋。祖父去世没几年，我出生了。我父亲是长子，我是独子，我出生时，父亲觉得家里一片黑暗，希望我的出生给家里带来光明，给我取名“明庭”，后来又给我取了“庆麟”，因为我父亲发现，我应该是庆字辈。我上高小时开始用庆麟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明庭”这个名字。两岸开放后，我回家乡时问我堂弟：“我看到我的家都已经变成废墟，老房子都塌掉了，能不能重新盖起来？需要多少钱？”堂弟说大概两万人民币。我花了十五万台币，将原来老房子的砖头、土都用在里面，盖了楼房，十一个房间。我用“明庭”给这个院子取名，请好友、书法家董阳孜写的字，刻了一块匾挂在前面。

我们家有一张老照片，是我们家的全家福，可惜后来没有留下来。照片中把我放在画面的正中间——第一个男孩子嘛。那时候我还小，背后还用枕头垫着才坐得住。照片里有奶奶、父母、叔叔婶婶。那个照片的底片是玻璃的，人脸上都有红色——过去老百姓讲“照相吸血啊，你看那玻璃上的红色就是人血”。底片很容易破，要小心地保存，但是多半都破了。最有意思的是，请照相的人来家里照相时，他们从南阳城来，带着照相机和布景，还搭个架子，用黑布把草垛、门、四合院、房子等等都遮蔽起来，觉得照相的背景就要黑的，没想到把草垛、四合院照出来更有生活性。那时就是那个风气。照相馆里都画着假画儿，连家具也是画的，其实那时老家具还是很多嘛，摆个老家具多好。

只有我母亲的照片留下来一张，父亲没有照片，现在我都有些记不清他的样子了。我母亲的照片是1949年后照的。我堂弟说，有一天，照相馆的人来学校给孩子照相，村民交点钱也能照。堂弟看我母亲已经很虚弱了，担心她不久人世，就带她去照相。我母亲说：“不照了，生着病呢，照了也不好看。”堂弟哄她说：“照了不好看可以不要。”这张照片上，她看起来很紧张，好像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回家乡时，堂弟给了我这张照片。我长得像母亲多一些。曾经有个画家朋友给我画速写，画到一半时我一看，完全是记忆中母亲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