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Passion”：职场结构性不平等的合理化机制

摘要： ...

【编者按】

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者可能会相信，从事一项自己热爱的职业，就会在工作时感觉不那么像在工作。但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埃琳·A.契克的访谈研究表明，在当今（西方世界）不稳定、不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中，富有激情的劳动者，与那些从事几乎没有机会表达激情的行业的劳动者是一样的，而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中的雇主会“利用激情”使过度工作合理化，同时还会加剧阶层、性别和种族间的不平等。很多人在没有资源支持下仅仅追随激情做出职业选择，由于保障和跳板较少，得到的劳动回报与其付出不成正比；然而，有相应资源支持的人，则更有条件去实现内心的“热爱”。本文摘自《激情的陷阱：过度工作、理想工人和劳动回报》[美]埃琳·A.契克（Erin A. Cech）著，金方廷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雅理2025年2月。

激情原则与不平等的永久化

……将激情作为个人职业决策的指导，可以强化职业追求者的原生社会经济地位。由于追求激情往往需要做出牺牲，追随激情可能是一条通往不稳定工作的道路，特别是对那些缺乏安全网和跳板的工人阶级求职者来说——而他们更有特权的同伴却拥有安全网和跳板。同时，那些将经济优势或就业安全置于其激情之上的人，往往会看到他们的决定在道德上被同龄人和整个流行文化贬低。作为一种意义的创造模式，激情原则与关于劳动力市场的观点纠缠在一起，这些观点将自己的经济命运归咎于个人，并可能助长对扩大社会保障举措的抵制，如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障。作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想劳动者特质，激情原则可能会煽动劳动者对其工作做出个人承诺，甚至为剥削劳动提供理由。

在这里，我扩展了前几章的观察，从理论上提出了激情原则可能助推了再造社会人口不平等的其他一些方式。第一，激情原则作为良好职业决策在定义上的突出地位，可能不仅与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参与的理想交织在一起，还可能帮助巩固了新自由主义在高等教育和劳动方面的政策。

美国高校越来越多地与商业模式接轨，以服务于他们的学生“客户”。激情原则及其“各取所需”的专业和职业选择理念，在这种大学即商业的模式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它使韦恩州立大学能够宣传自己是一个造就“激情是你的职业道路”的地方（下图），尽管学生在获得与激情相一致的稳定、体面工作的机会并不多。一个对体育广播或酒店管理有热情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一个作为他的专业。但是，他有责任（而不是大学或其他机构的责任）在仅仅获得学位证书之后，就能在经济上站稳脚跟。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以及它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强调，与基于激情的大学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决定的观点完全同步，并从中得到了相应的支持。

韦恩州立大学在密歇根州东部公路的广告牌，上书：“激情是你的职业道路”（作者拍摄，2017年秋季）

第二，激情原则的信奉者可能会帮助延续白领工作中的理想劳动者准则，或者说，期望员工一心一意投入工作而漠视其他生活责任，工作时间往往远超每周四十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激情原则正好符合这种对理想劳动者的预期（ideal worker expectation）。通过推动个人对工作的投入，激情原则可能会加强而不是挑战工作投入和过度工作的规范。在我的研究中，受访者普遍认识到白领被要求过度工作并批评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对工作的激情会使这些理想劳动者的期望更容易被实现。然而，激情是对那些批评过劳和理想劳动规范（ideal worker norm）的顽固结构性核心问题的一种个人层面的解决方案。个人为应对这些问题而寻求激情，不仅对求职者所抵制的理想劳动者需求没有任何影响，而且实际上可能加剧了这种过程的延续。尽管理想劳动者规范对那些充满工作激情的人来说可能感觉不到压迫，但充满激情的劳动者仍可能自愿为他们的雇主做出更多的贡献，远多于通过工资和福利得到的补偿。

第三，一个人对有偿劳动抱有真正的热情，并愿意为这种热情牺牲金钱和时间，可能会使他们的同事或其他被监督者，不断地被“卷”出理想劳动者的要求。在一些专业领域，如艺术、教育或科学领域，热情奉献于个人劳动的期望可能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那些把自己工作仅仅视作一种谋生方式的人，可能会被认为工作能力不足。此外，蓝领工人和服务人员可能会被期望表现得好像真正热爱并投入工作一样，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在霍克希尔德情感劳动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另一种情感劳动负担。换句话说，激情原则的消极后果，可能会蔓延到由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主导的领域，在那里，他们反过来被要求执行一种激情的文化标准，而激情不太可能真的存在于那些去技能化和去价值化的工作中。

第四，不同的人的激情所在，本身就是再造职业隔离的重要场所：什么“适合”我们、让我们兴奋并“养活我们的灵魂”并不是随机决定的。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论证的，一个人对什么有热情不完全是特异性的。我们的激情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反映的是我们对自身所持有的一套复杂的信念。尽管这些自我概念在我们看来真实且异于常人，但它们深深地被我们的社会环境塑造——我们所接触到的东西，以及基于我们的行为、能力和兴趣所产生的自我期望。我们的社会经济背景，连同性别和种族/族裔背景，也影响着我们认为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想成为什么。因此，当求职者追随他们的激情时，他们往往会强化基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职业隔离模式。

这在职业的性别隔离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矛盾的是，在这几十年里，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被鼓励在职业追求中与男性并驾齐驱，自我表达的职业决策似乎以一种看似性别中立的方式巩固了性别差异化的职业决策。第四章中所讨论的物理学家蔡斯，童年时对光很着迷，相比他的姐姐，父母和老师更可能鼓励他在这方面产生兴趣，但蔡斯的激情和职业道路对他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性别差异，感觉纯粹是个人主义的自我表达。即使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对不符合性别的行为和生活选择的容忍度已经越来越高了。但是当女性试图进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如物理学），或者男性试图进入女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如护理学），这些领域却一直因性别差异化的职业决策而在发展上停滞不前。

这种基于激情的导向职业隔离的因素，极难通过政策变化或社会行动来解决。因为它们被铭刻在自我概念中，这些来自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因素，对人们的激情所造成的影响，与产生它们的社会过程有一定的距离。改变这种模式的最有效策略可能同样不令人满意：要破坏性别、种族和阶级对职业及任务领域的接触，需要减少K-12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课程自由。为了更公平地接触和鼓励不同的任务领域，学生需要学习更多的科目，如营养学和物理学、人类发展和民族研究。这种课程的僵化，与家长和学生对中学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期望一种与高等教育所提倡的“选择自己去冒险”的模式相悖。然而，即使有了更公平的接触，关于什么样的学生更擅长或更有能力做某事的刻板印象，可能仍然会以性别、阶级和种族的方式塑造个人兴趣的发展。

最后，在最普遍的层面上，激情原则可以作为后工业资本主义本身的堡垒。事实上，受访者对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压迫性预期进行了明确的批评，特别是它对工作投入的期待、普遍缺乏的稳定性以及劳动力参与通常带来的自我异化。将追求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解决劳动力参与等问题的解药，并将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自我表达的位置，视作个人的责任，激情原则可能会扼杀那些针对资本主义工作结构的批评，而在其他情况下，激情原则可能会扼杀对资本主义工作结构的批判——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批判可能会引燃对缩短工时、更公平薪酬或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整合的集体诉求。因此，激情原则可能有助于消解求职者面对资本主义对敬业工作者的期望与文化对自我表达的要求之间的张力。

那么，激情原则在许多方面可能都是职业决策的某种霸权文化框架。在唯一的意识形态意义上，它不是霸权主义的，因为就业保障、薪酬和工作-生活平衡是文化上广泛存在的决策指导原则。但在以下意义上，它是霸权主义的，因为它是一个关于生活领域的文化视角，它使最有特权的人受益，并帮助证明现有的不平等社会经济现状是合理且不可避免的。正如第四章所讨论的，激情原则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优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观点提供了支撑，这些观点使极度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被合法化了。激情原则也可能助长经济强人去利用这些充满激情者的劳动。它还可能被用来作为贬低低学历者或机会受限者的选择基础，让他们变得一文不值。

激情原则在剥削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讽刺感占据了本书的核心。即激情原则的文化模式，它在个人层面上以自我表达和代理行动为中心，却加剧再造了社会经济的总体缺陷模式。但激情原则也可能是另一种讽刺的基础：追求一个人的激情以避免在资本主义劳动中被自我异化，最终可能助长了在这种经济结构中再造剥削的动力——通过增加个人对有偿工作的投资，以满足对理想劳动者的期望和过度工作。突出激情原则可能会阻碍劳动力参与的其他观点，如优先考虑支持那些自我表达其爱好的工作，允许一个人最大限度地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工作，以及基于社区需求而不是个人利益驱动的工作。

但是，如果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牺牲金钱或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有什么关系呢?这真的是剥削吗?流行的（和许多学术界的）剥削概念，倾向于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离散交易——如薪酬和福利的谈判方面——对此加以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学校教师或动物园管理员，自愿选择这些职业并热爱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的薪酬是否算低呢?然而，这些离散的交易并不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唯一方式。它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方式。剥削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本身的特点：“资本家犯了剥削罪，他们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值得我们指责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特定的资本家。”一个学校教师或一个动物园管理员，可能自愿甚至兴高采烈地在自己的领域内接受一份报酬低于可生存标准的工作。他们可能对这项工作很有热情，甚至把他们得到的低工资，看作愿意为激情所做的牺牲。我们绝不能被这里存在的选择方式误导。这些劳动者之所以会被剥削，是因为他们在特定经济结构中劳动，而这种结构低估了他们的贡献，支付给他们的工资远远低于他们增加的组织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且几乎没有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如高质量的健康保险。某人对工作的热情，似乎可以为他们和雇主之间的交易性剥削提供借口，但剥削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什么情况下在有偿劳动中追求激情，可能会减少剥削并推进公平?首先，就业稳定的机会需要得到支持，社会福利计划（如失业救济金、医疗保健、家庭休假）也需要得到支持，这些计划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的风险。更公平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更低的学费、更少的跨职业收入不平等，以及对集体谈判的更多支持，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激情追求的不均衡风险。正如我在上面所论述的，如果一个人的个人兴趣，没有得到额外精力投资和工作投资的回报，那么将个人兴趣转化为工作任务就等于是一个剥削的过程。此外，打破关于什么人应该，或者什么人本就对某种事物充满激情的刻板印象，对于减少人为地限制人们对可能充满激情的事物的探索是很重要的。如果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那确实是。正如我在下面指出的那样，追求激情的价值化所产生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不是追求激情本身的结果，而是追求激情所寓于其中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