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餐盘到山野：近代全球流动中的猪

摘要： ...

2024年年末的霹雳州珠宝，我约了张先生——一位种植园园主在茶室吃饭。席间，他不无懊恼地向我抱怨最近新开辟的“芭场”（种植园）遭到了野猪的骚扰。这些不速之客大肆破坏作物，把树苗拱得东倒西歪，令人头疼不已。茶室里卖猪肠粉的摊主听到我们的谈话，凑了过来，“鬼鬼祟祟”地告知我们有“好料”——一只意外掉落陷阱的野猪在巴刹屠夫的巧手下化为食材，如今正躺在沸腾的咖喱里等着有缘人的食用。在对野味避忌的当下，野猪肉成了老饕口中难得的美味。

野猪

 我低头看着盘中的酿豆腐，馅料由工业化养殖的猪肉而制；另一边刚被端上桌的野猪肉咖喱猪肠粉还冒着热气。截然不同的猪肉食材摆在眼前，两相对比下耐人寻味。工业化养殖的猪肉经过大规模屠宰和冷链运输，成为全球化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日常食品。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霹雳，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人们都离不开猪肉。而与家猪同源的野猪如今却对很多人来说成了稀罕之物。一只野猪偶尔出现在城市中居然能登上新闻头条，这对居住在乡下“见惯猪跑”的人来说是真是不可思议。

餐桌上寻常的猪肉供应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看清了它的全貌。食物背后凝聚的生产与加工流程悄然嵌入我们的生活。以猪为例，我们不难发现那隐藏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之外丰富多元的世界。这或许是我们理解社会变迁、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得以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

献给祖先的猪：猪的全球流动

在迅速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猪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大部分人的视野里，但在各地的文化意象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常与丰收、繁荣相关。在古希腊，猪常用于祭祀丰产女神得墨忒耳；在北欧神话中，猪被视为勇士的食物，象征着力量和复生。在中国，从良渚文化的天帝骑猪巡天图、祭祀使用的“三牲”，到汉字“家”（即由“屋顶”与“猪”组成），都能反映出猪在中国文化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今，世界各地广泛养殖的猪种主要是品种改良后的猪，如约克夏猪、杜洛克猪、长白猪、伯克夏猪等。基因改良后的猪种均以快速增重能力和较高的瘦肉率著称，具有高效的饲料转化率——这些特点在工业化养殖的技术下显得更加突出。

现代改良猪种出现之前，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养猪方法。在中国，猪种的驯化受到当地农业模式的影响。考古学和基因研究表明猪从野猪驯化而来，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和农田耕作为猪的驯化创造了独特条件。人类逐渐将野生猪圈养起来，让它们以农作残余物和废料为食，从而降低了人与野猪在食物上的竞争。猪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从野兽转变为家畜，变得依赖人类提供的食物——如谷物和其他农副产品。这改变了猪的生理特性，使其变得更加短腿、圆身，并且具有较高的脂肪储备能力，适应了农业经济的需求。以华南地区为例，当地以稻作为主的农业使得猪被大量用于处理稻谷壳和厨房废料，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猪种，如梅山猪和太湖猪。它们普遍具有耐粗饲、高繁殖力和适应环境变化的特点。

古代欧洲地区和亚洲的猪只养殖方法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欧洲猪只的早期养殖模式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在北欧和中欧，森林资源相对丰富，当地的猪主要依赖温带森林中的橡果、山毛榉果实等为食。这种以林地为基础的放养方式被称为“橡果放牧（mast feeding）”或“林地放养（pannage）”。农民将猪驱赶到森林中觅食，利用橡果等植物性食物成就可食用的肉类。而在地中海地区，由于森林资源的匮乏，猪的养殖规模和经济重要性相对较低。在欧洲橡果放牧的驯养方式下，猪的野性特征得以保留，表现为体型瘦长、四肢强壮、行动灵活，并且经常与野猪交配，从而使欧洲古代的猪具有较强的觅食能力和生存适应性。然而，农民只能在秋季和冬季利用橡果等季节性森林资源，猪的放牧在其他季节会受到限制。此外，这类放养的猪只长期在森林活动，生长速度相对慢，肉质较为粗糙，故生产的效率不高。当然不是没有人尝试过改良猪种的养殖方式。古罗马时期的罗马农学家科卢梅拉（Columella）在其农业手册中建议农民不要完全依赖橡果喂养，而是使用豆类、无花果等农业副产品为猪提供补充饲料。这些改进措施提高了猪的增重效率，并推动了短腿、圆身的猪种在罗马都市化地区的形成，然而这种集约化养殖的尝试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而中断，欧洲中世纪初期的猪养殖又回归到以林地放养为主的模式。[1]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猪由航海者从新几内亚和近大洋洲引入，并且发展出特别的人猪关系社会。猪并不作为食物，它们只属于国王，而且只能在节日里祭祀和食用，是带有神圣属性的动物。岛民只会在重大仪式中宰杀猪，并将猪肉作为重要的祭品，例如塔希提岛上的猪被视为“财富”的体现，常在祭典中被酋长分发给村民，从而展示其慷慨和地位。在夏威夷，猪作为礼物和贡品，成为酋长和部落成员之间维系关系的纽带。除此之外，猪还被视为家庭成员，其生存和健康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社会形象。它们可以在村庄之中自由活动并觅食，也无人计较它们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失。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养殖方式也使得当地猪只呈现出独特的特征：根据18世纪欧洲探险者和传教士相关的文献记录，这里的猪不仅体型较小且灵活，看起来“更野生”——较小、更瘦、毛发更多，并且后腿较长。探险者视其为岛民对“自然的尊重”和“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尽管这些观察可能带有一定“高贵野蛮人”的叙述色彩，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对猪的态度。[2]

以上地区的猪看似相关度不高，但实际上和改良猪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8世纪起频繁增长的全球贸易、农业技术革新和工业化进程为猪种改良提供了条件。瘦长体型和生长较慢的猪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和市场需求。同时，欧洲各地圈地运动的兴起减少了公共林地，更使得农民需要寻找高效且适合圈养的猪种。虽然当下的文献不足以精确还原每一次猪种引入的细节，但根据学者通过有限的历史材料和现代生物科学对猪只的线粒体DNA的分析来看，中国猪种大约在1700年由商人或探险家带至英国，用于农业试验或改良本地品种。

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交流在18世纪初日益增加，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殖民机构在推动动植物资源的转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学者据此推断，中国的猪种可能是通过海上贸易网络由中国或东南亚的港口运往欧洲。当时的英国农业手册和畜牧指南开始关注中国猪，并记录其在养殖中的优越性。手册中描述中国猪为“小型黑色猪种，体型圆润，能够快速增重，且肉质鲜美”。中国猪种的特性吸引了欧洲商人的注意。农民将引入欧洲的中国猪种和欧洲本土猪种杂交育种，创造出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改良品种。这些新品种因快速增重和较高的瘦肉率而受到欢迎，不但满足了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肉类产品的需求，也成为工业化养殖的基础，确保了人们有不间断的猪肉供应。[3] 

被改良后的猪种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被引入中国。《西游记》里猪八戒的形象从原先的“黑猪”变为“白猪”也是这一过程的一个例证。这也使得有些人发出中国本土的猪被外来猪替代的感慨，甚至于出现“洋猪入侵”这种充满民族主义叙事的论述。事实上，所谓“洋猪”与中国猪种有紧密的联系。可以说，猪的流动和改良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农业生产力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中，猪不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通过其生物特性（如快速增重、高效饲料转化率和高繁殖力）被塑造成一种“活的技术”，彻底融入了全球化下的商业网络。猪也由此从自然界的生物变成一种类似机器的生产单位，为日益高速现代化的世界提供高效的肉类食物生产。

肉食者谋：意识形态与猪的养殖

猪不仅是工业动物，还是政治工具。1930年代的德国纳粹政权将猪养殖纳入其农业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在1933年至1942年担任食品与农业部长的理查德·瓦尔特·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曾通过一篇名为《猪作为北欧人民与闪米特人的区分标准》（Das Schwein als Kriterium für nordische Völker und Semitten）为其在民粹主义里赢得“美名”。在这篇论文中，猪被称为“日耳曼民族的领导动物”，甚至被用来提供证据以区分“根植于土地”的德国人与“外来的”犹太人：猪因不易长途运输而不适合闪米特人等游牧民族作为牲畜；而北方森林作为德国人真正家园，为猪提供赖以生存的橡果，并帮助本地农耕民族在严冬中存活。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德国农业部门明确提出减少对进口饲料的依赖，推广以本土作物（如土豆和甜菜）代替进口谷物。该政策进一步强调动物对本地土壤的依赖，而猪养殖被视为能够体现德国人“与土地融为一体”生活方式的实践。纳粹政权将德国猪种称为“土生种”（Bodenständig），并将其视为“民族土壤”的象征，成为当时流行的“血与土”（Blut und Boden）理论（即人们与土地的密切关联）的体现。整个纳粹政权期间，农业部门通过详细的性能测试和记录，确立了一种科学化的育种方法。政府要求对所有种猪进行血统记录，以确保繁殖的纯正性，同时强调体形和脂肪含量的科学测定。农业研究还使用精密仪器（例如X射线）对猪进行筛选，以提高选种的精准度。在这一过程中，猪不仅被“科学化”管理，还与国家深度捆绑，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象征。[4]

尽管如此，纳粹在养猪技术上确实具有现代性的一面，甚至奠定了现代养猪科学的基础。当中的标准化育种、基因筛选和集中化管理等方法在二战后被进一步吸纳入集约化工业养殖模式中。小规模养殖逐渐被大规模且高效的集约化生产所取代。当然，原先在纳粹育猪技术中所蕴含的种族主义和国家极权主义也在战后随着农业科学去政治化的进程而被忽视或剥离。

时间来到1968年。在一场关于马来亚半岛木薯种植问题的农业部门会议中，马来西亚联邦农业销售局（FAMA，Federal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uthority）副主席阿都阿茲雅辛（Abdul Aziz Yassin）不留情面地指出马来亚木薯对欧贸易比起泰国的滞后性，“目前马来西亚的出口总额约为500万元，与泰国相比微不足道”，他还强调西欧存在着广阔的潜在市场，可供马来亚本地的出口商开发。[5]木薯种植和猪有什么关系呢？伊斯兰教未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前，猪曾是当地人主要的肉类来源。[6]但伊斯兰教的传播和禁忌使得猪肉从许多餐桌上消失，直到19世纪中叶来到东南亚的华人将他们在原乡饲养猪和食用猪肉的生活习惯带到东南亚。地理大交换之后，木薯等作物的传播也为华人饲养猪提供了条件。[7]以马来亚半岛为例，当地华裔种植快速生长的经济作物如木薯以积累成家立业的资金，而养猪业能消化木薯加工淀粉后剩余的木薯干片和薯签等产物。

二战后，许多欧洲国家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喂养其不断增长的牲畜群，也使得动物营养科学家寻找替代的饲料配方。20世纪60年代，欧洲饲料工业发现木薯干片能够替代谷物，并且特别适用于猪和家禽的养殖。或许受到了东南亚华人木薯业与养猪业共存模式的启发，欧洲国家开始进口木薯产品作为猪的饲料。 除泰国外，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也开始大规模生产和出口木薯产品，以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8]人们对猪肉的大量需求牵动了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农业景观变化，猪肉工业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改良猪种的生态特性主导了系统化与工业化猪肉供应模式，其产出的猪肉更是成为支撑城市运作的人们口中的食物。

不止东南亚的华裔农民发展出作物与养猪业共生的模式。同样在19世纪，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农民也将当地过剩的玉米转化为猪的食物，产出的猪肉能通过区域的物流网络运往城市的市场。猪的养殖数量之多，让辛辛那提屠宰场率先采用类似工业化生产的高效分工协作和流水线模式。每头猪在屠宰后按既定流程被处理，工人们各司其职，专注于剥皮、开膛和分割等任务。19世纪中后期，屠宰场甚至引入悬挂式轨道运输系统，将猪的尸体挂在滑轨的钩子上传运，简化搬运流程之余还避免猪肉在运输过程中与地面的接触，从而提升卫生质量。此外，屠宰场还会配备专门处理副产品的机械设备，例如用大锅熔化猪脂、用粉碎机处理猪骨头，以及以机械工具清理和加工猪皮。这些技术创新确保了每头猪在加工过程中都能被“全身利用”，实现猪的肉体资源最大化的利用。

辛辛那提在19世纪末因过于依赖运河和河流运输而逐渐被处于美国铁路网络中战略位置的芝加哥所取代，但当地机械化的创新不仅在芝加哥等地得到延续，还成为全球食品加工工业的重要奠基。在美国社会充斥的资本主义思维下，猪被“全身利用”：除了猪肉，猪油被用来生产肥皂和蜡烛，骨头被用作肥料，甚至猪皮也可以加工为工业皮革材料。这种彻底利用的模式反映了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质，底下潜藏的是对劳工的剥削和压榨。在工业化屠宰流水线中，工人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只重复单一的工作，按照机器设定的速度完成工序。这种高频率的机械动作不但使工人容易疲劳，锋利的刀具和快速运转的设备还带来了极大的工伤风险，而企业并没有提供防护措施。相关的生产步骤也低估了工人的劳动价值，他们的工资不仅微薄，还没有稳定的保障。工业化生产既异化了猪，也异化了人，猪的自然属性被剥离，从乡村生态的一部分变为工业流水线上的商品，成为了“资本主义之猪”，即资本主义剥削底层人民的具象化身。[9]

与资本主义相对的，在民主德国，猪不仅是牲畜，还被赋予了工业化的象征意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展示自身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后，迅速展开了农业领域的国有化工作。土地改革成为优先事项，大型庄园被拆分为小型农业单位，接着被整合到农业合作社（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sgenossenschaften）中。猪是农民重要的自给资源。民主德国成立初期，养猪业仍以小规模私人养殖为主，然而随着小型家庭农场逐渐被整合进农业合作社后，私人养猪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尽管实际操作中农村居民仍能养一两头猪来补充收入或满足自家需要）。到了1960年代，政府建立国营养猪场，尝试通过集中管理和技术以提高猪肉产量。这些猪场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且被描绘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下基本生活需求公平分配的基础和经济稳定的保障。猪还成为民主德国与外界的重要连接点——猪肉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出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西方市场，为民主德国换取急需的外汇。此外，尽管民主德国农业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自主开发了部分设备如饲料分配机、自动化温控系统等，但许多关键技术仍需依赖进口——从荷兰和丹麦引进的饲料加工设备、进口高产猪种及遗传改良技术、采用源于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工厂化管理系统、进口廉价饲料等。民主德国养猪业其实是全球技术流动的结果。[10]

中国也曾经进行过类似的尝试。同样在1950至1960年代，养猪也被视为实施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并且与农业肥料的使用有着很深的联系——猪的粪便可以做粪肥，即农家肥。当时中国自上而下地推行群众运动，尝试通过动员群众来实现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展示中国有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意愿和能力。这场运动中最为强调的便是“人民的知识”，即农民需要积极发挥他们掌握的畜牧知识进行生产，并以此挑战知识精英的特权地位。农民知识中有关猪粪制肥的知识也受到重视。当时的农村地区建立了许多养猪合作社，各级政府通过宣传手段推动养猪运动，强调猪肉生产和粪便肥料的双重效益，也使得养猪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70年代初，许多地方上的农民被培训成为兽医以增强养殖猪的技能。其中猪的饲养、粪便的利用和集体化的管理方式被描绘成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农民不仅被视为生产的主体，更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践者和传播者。猪的养殖被用来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业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潜力，并在当时的叙事中巩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念。[11]

猪突豨勇：作为灾害的猪

2024年10月27日，一头野猪意外侵入南京南站并引发了意外。在更早一些的时间，南京也有群众在玄武湖目睹过野猪出没。野猪繁殖成灾引发慌乱和灾害在当下成为新闻，但在农村地区，野猪祸害农田等事例早已司空见惯。人类生活区域持续扩张进而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似乎是这类新闻的主轴，但这之下还藏着更加深刻的环境变化与生态问题。

野猪的快速生长并非现代才有的问题。1749年，江户时期位于日本东北的八户（今青森县）所发生的一场和野猪相关的饥荒或许能为当下的我们提供关于人猪对立问题不一样的思考。[12]18世纪的江户时期，出于城市对大豆和丝绸的需求，以及幕府政府对稻米作物税收政策的影响，八户地区的农民从传统的水稻农业转换为更具市场价值的大豆和桑树种植，并加剧了当地森林的砍伐。与一般环境和动物研究中“人类砍伐树林导致动物退却”叙述不一样的是，树林砍伐后生长的杂草和蕨类为野猪提供了食物，并成为完美的繁殖野猪的场所。森林的减少也使得野猪更容易进入农民开垦的农田觅食。1748年底，快速增长的野猪对八户农民种植的庄稼破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民试图通过搭建篱笆和设陷阱等方式来保护农田，但田地仍遭野猪严重破坏。到了1749年春季，农民面临着上一年的收成被野猪破坏而缺乏种子和粮食的困窘局面；被野猪践踏和掘食的耕地也无法投入种植使用，就连山林中的可食植物也被野猪抢先一步食用，饥荒日益严重。

尽管八户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野猪狩猎，可野猪数量庞大，加之当地民众缺乏足够的武器和狩猎经验，捕杀行动收效甚微。捕猎野猪为食的农民由于缺乏有效的狩猎工具，在捕抓野猪过程中受伤甚至丧命。农民之间也因食物争夺而产生冲突，甚至出现盗窃和粮食抢劫事件，社会秩序开始动摇。事件最终的结果是，野猪因数量过多缺乏食物而开始减少，加上严寒的冬季其活动范围缩小，以及人类使用火枪捕杀而使得这场人猪冲突暂告一段落。然而这场灾难已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许多家庭破产或流离失所。此后，八户的农民更加重视防范野猪，并调整农业种植方法，避免大规模砍伐森林，减少野猪栖息地的扩张。需要注意的是，人猪冲突的背后反映了更为深刻的阶级问题——只有底层缺乏食物的人们才会和动物争食，而城里的贵族和武士是不会面临这样的窘境的。

无独有偶，东南亚的种植园也开始面对野猪生长过多并逐渐成为灾害的“野猪爆炸（Boar Boom）”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在关注巴索森林保留地（Pasoh Forest Reserve）内野猪种群生长的追踪工作中，意外发现野猪数量异常的高。野猪会折断幼树来筑巢、践踏幼苗和翻动土壤，破坏了热带雨林内树苗和幼树的生长，导致了森林下层植被逐渐消失。起初当地的研究人员未明确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直到2001年，一个突发的变化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森林周边的油棕种植园进入更新阶段，大量油棕树被砍伐。随之而来的是野猪种群的剧烈下降。这一现象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他们开始推测野猪的数量变化可能不仅与森林内部的生态过程有关，还可能受到农业活动的间接影响。

这点在2006年得到验证。当年的油棕种植园重新进入结果期，研究人员发现野猪数量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到种植园更新前的水平。通过红外相机和田野调查，研究团队终于确认野猪夜间会进入种植园觅食油棕果实，而白天则返回森林深处的巢穴。这一观察证实油棕园为野猪提供了稳定且丰富的食物来源，导致野猪异常繁荣，并在森林内大规模“落户安家”，从而破坏森林的更新能力。[13]与马来西亚一海之隔的新加坡有着同样的困扰，野猪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城市边缘和农田周围，对公共安全、交通秩序和农业生产都带来了直接影响。这样的案例恰恰与前文中日本八户的野猪饥荒呈现非常相似的局面。尽管时间和地域相隔甚远，但无论是18世纪日本八户因大规模砍伐森林而引发的野猪饥荒，还是当代东南亚种植园中野猪数量激增现象，其根源都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密不可分。

在北美，野猪是入侵物种。这些被称为“feral hogs”而非“wild boar”的野猪和家猪互为表里——当家猪逃离人类控制后，它们会迅速发展出更接近野生祖先的特征，并恢复野外生存本能。这种适应能力使得野猪迅速扩展，并挤压了外形酷似野猪的“西猯”（Tayassuidae，一种美洲本土偶蹄目动物）的生存环境。16世纪抵达美洲的西班牙探险家带来的家猪逃逸后野化，形成北美最早的野猪种群。到了19世纪，美国农民采取的“自由放养”模式，允许家猪在森林和农田间觅食，导致部分家猪长期在野外生活，并最终演化为野生种群，形成如今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广泛分布的野猪群体。甚至有的狩猎爱好者将猪带入新的地区，导致它们在原本没有野生猪的地方定居，并形成新的灾害。

北美地区的野猪入侵现象与工业化养殖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为我们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人、动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工业化集约化养殖产生了巨量的猪粪。为了处理这些废弃物，农场通常使用化粪池来处理。但这些设施容易泄漏、溢出或破裂，导致水体污染，并且通常散发恶臭。1995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发生严重洪灾，多座废弃猪粪的废弃物储存池崩溃，导致2200万加仑的猪粪进入河流系统。其后果便是鱼类大量死亡，36.4万英亩的海岸线被禁止采集贝类，并严重影响了当地渔业经济。[14]

养猪场产生的恶臭气味也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研究显示，居住在中到大型养猪场附近的人群会有明显精神上的紧张、愤怒、疲劳、困惑、恶心以及活力下降等症状。猪粪所产生的沼气当中含有大量的氨气和硫化氢，这些气体的排放会加重哮喘、支气管炎和鼻炎的病情，同样地也会对养殖场里的猪造成影响。现代猪只养殖场更是各种疫病暴发的“热门”地点，令人闻之色变的疫病如非洲猪瘟、H1N1流感、立百病毒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凸显了集约式猪肉养殖中的卫生状况问题。

集约化养猪模式使猪群密度大幅提高，往往伴随着较差的通风和卫生条件。这为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提供理想的传播环境。野生动物（如野猪、蝙蝠等）与养殖场的接触会给养殖场带来病原体，一旦有感染发生，病原体可以迅速在猪只群体扩散。另外，养殖场滥用抗生素和生长促进剂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疫病出现新的变异，导致耐药菌株的出现。这些耐药菌株一旦暴发疫情，不仅治疗困难，而且更容易在猪群内外传播。更不用说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猪肉产品贸易加速了疫病的跨区域传播。一旦某个地区出现疫病，病毒或细菌很容易通过运输车辆、人员或走私渠道传播到其他地区。由此，支撑人们口腹之欲的猪只养殖便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成为动摇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灾难来源。

结语

猪不只是动物和食物，它更是一面反映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的多棱镜。从工业化生产线上的家猪，到闯入都市引发关注的野猪，它们身上同时烙印着复杂的现代性逻辑与文化重构的印记。正如历史学中“动物转向”所揭示的那样，[15]猪的多重身份不仅体现了人类不懈追求的现代化进程，也揭露了技术进步背后对环境和社会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在这场关于猪的全球流动与变迁的回顾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市场与餐桌上那熟悉的“肉”，更是一种“活的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的痕迹。它在资本、技术、自然环境和物质材料的全球流动中不断重塑自身，每一种叙述都折射出人与环境、精英与底层、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而充满张力的互动。它们既是工业化进程中被标准化管理的活机器，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和在地记忆。对此，我们需重新思考一直以来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世”历史叙事。对多物种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能让我们直面那些被边缘化、被异化的生命所无法发出的无声证言，也能拓宽我们对现代社会建构过程的理解，为迈向更好的世界所将应对的挑战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注释：

[1] Sam White, “From Globalized Pig Breeds to Capitalist Pigs: A Study in Animal Cultures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6 (January 2011): 94 - 120.

[2] Jordan Sand, “People, Animals, and Island Encounters: A Pig’s History of the Pacific,”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7, no. 3 (November 2022): 355 - 373.

[3] Sam White, “From Globalized Pig Breeds to Capitalist Pigs,” 94 - 120.

[4] Tiago Saraiva, Fascist Pigs: Technoscientific Organisms and the History of Fascism,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2016, pp.101 - 106.

[5] Tapioca Industry (1962–1969), File No. 1980/0001244, Malaysia National Archives, Kuala Lumpur.

[6]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4.

[7]An Outline of Malayan Agricultu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36, p.167.

[8]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 (CIAT), Cassav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an Ancient Crop,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Regional Workshop held in Bangkok, Thailand, October 28-November 1, 2002 (CIAT, 2002), p. 43；Sara R. Curran and Abigail M. Cooke, "Unexpected Outcomes of Thai Cassava Trade: A Case of Global Complexity and Local Unsustainability," Globalizations 5, no. 2 (2008): 111 - 127.

[9] J. L. Anderson, Capitalist Pigs: Pigs, Pork, and Power in America,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 Thomas Fleischman, Communist Pigs: An Animal History of East Germany's Rise and Fall,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2.

[11] 何其亮著，万芷均译：《人民的西湖：毛泽东时代的宣传、自然与能动性（1949–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27至158页。

[12] Brett L. Walker, "Commercial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Hachinohe's Wild Boar Famine of 17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 no. 2 (2001): 329–351.

[13] Matthew S. Luskin et al., "Cross-boundary Subsidy Cascades from Oil Palm Degrade Distant Tropical Forests,"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1 - 7.

[14] Anderson, Capitalist Pigs, pp.209 - 210.

[15] 沈宇斌：《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第125-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