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逝世一周年丨于沛：戴逸先生清史纂修的世界眼光

摘要： ...

2024年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适逢戴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推出系列纪念文章，怀念这位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

戴逸

戴逸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为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戴逸先生说：“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他还说：“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这些朴实无华的话掷地有声，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

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先生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我有幸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参加“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的工作。在编译组的十多年间，我亲历了戴逸先生是如何废寝忘食，倾其全部心血推动《清史》纂修工程有序地开展。

在清史纂修工程尚在酝酿时，戴逸先生即旗帜鲜明地提出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在他看来，清朝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断代，当代中国学者纂修清史，毫无疑问只能是中华民族的清史。但是，这同“世界眼光”并不矛盾。资本主义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世界历史现象。“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生和膨胀，使古老的中国继续闭关自守已经不再可能，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因此，“世界眼光”是人们认识这段历史的重要基础之一。

戴逸先生认为，纂修清史的“世界眼光”，主要表现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结合，这种结合有助于深化认识清史研究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就是说，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是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世界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大抵是18世纪60—80年代到19世纪末，欧洲进行了工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而且也是一场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革命。到19世纪中叶，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膨胀、无限制地扩张，对资本增殖的无止境地追求和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冒险、远征和殖民地开拓，建立和扩大世界市场，前资本主义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况，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地方性的联系逐渐为世界性的联系所取代，这直接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世界近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与清王朝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有关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应该是“必要的理论准备”的内容之一。这样，在戴逸先生看来，纂修清史时，就不仅仅局限在“中西外交史”了。“中西外交史”或分述清王朝与周边大国、西方列强的外交史，只是诸多的具体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相对来说较易解决；而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诸如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美国、法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背景下，科学地认识清王朝的历史，这样，纂修清史的“世界眼光”就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从而更鲜明地表现出改革开放的中国纂修“大清史”的新的时代精神。

二

所谓纂修清史的“世界眼光”，在戴逸先生看来，不仅是世界的意识，世界的胸怀，更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大踏步走上世界史坛的中国史家的情怀。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一方面，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就正是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面对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从而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能真正做到“促进全球文明，光大中华文化”。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编辑出版《编译丛刊》和《清史译丛》。这项工作，始终是在戴逸先生的指导下开展的。戴先生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曾阅读不少海外学者研究清史的著作，但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那时阅读的更多的是“节译”“编译”或介绍，但是这一切他始终没有忘记。戴逸先生曾说：我曾经读过卫匡国的《鞑靼战记》，这本书是描写清朝入关以后的战争，它与中国方面的记载在角度上有很大不同，我们从中也可以了解外国人当时的所见所闻。我也曾经读过张诚和徐日昇的日记，他们曾经在尼布楚条约谈判过程中担任清朝方面的拉丁文翻译，对谈判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我也曾经读过马国贤的《清廷十三年》。这本书是记录马国贤在清廷供职十三年间的所见所闻，其中还详细记载了康熙皇帝去世的当天晚上他所看到的情况。这些都有中译本，但是很不完善。还有很多其它外文资料没有翻译过来。戴逸先生还说，现在中国日新月异，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今天在举全国之力编纂“清史”时，我们要将海外学者研究清史的重要著作，有准备、有选择、有计划地介绍给中国史学界。

戴逸先生强调，对国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都应该及时地给予介绍和评析。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手中。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以及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二战后在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 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这些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这些，我们应在认真研读的基础上，取其精华，择其善者而从之，为清史纂修服务。

《编译丛刊》对以往历代问世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价值，但仍没有介绍到中国史学界的作品，首先给予高度关注。在戴逸先生的指导和关心下，编译组及时地将其译介出版，以更好地为清史主体工程服务，《编译丛刊》与清史专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汲取他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及时地精选一批重要的、在中外史学界有重要影响学术著述编辑出版，受到国内外清史学界的普遍欢迎和重视。

《编译丛刊》的编辑出版工作，鲜明地体现出，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充分吸收他们的一切优秀内容。纂修清史，以及它的最终成果，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编译丛刊》在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已经成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努力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戴逸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清史译丛》有非常明确的编辑出版方针，其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自20世纪初以来，清史研究在世界各国逐渐成为显学，产生了一些在国际史坛知名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性成果经过时间的沉淀，愈发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影响。这些研究性的成果作为一家之言，要有选择地介绍到中国清史学界。其二，海外保存的一些与清史研究有关的档案文献，大多较零散地分散在不同研究机构，或不同高等院校，而且数量不一，价值不一，时间跨度也较大，有选择地将其介绍到国内，是《清史译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些档案文献的介绍和使用，对从整体上提高我国清史研究的学术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三，海内外清史研究的学术史文献，对于这方面文献，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之了解甚少，即使有所了解，也多不完整或以讹传讹，在使用上往往造成诸多不便。在戴逸先生的支持下，《清史译丛》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将《国内外收藏与清代有关的英文文献搜集与整理》《国内外收藏德文清史资料调研与整理》《国内外收藏俄文清史资料调研与整理》《清代入华传教士文献搜集与整理》《日本有关清朝历史的档案文献调研与整理》《国内外收藏清代法文文献档案搜集与整理》《国内外文清史资源暨清史译著馆藏分布状况调查》等纳入工作日程，这些成果的问世，不仅对当代人，而且对后人的清史纂修，都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弥足珍贵文化遗产。

纂修清史的“世界眼光”，还体现在研究工作中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例如，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处建议，设立海外汉学家数据库，包括近代以来的著名汉学家，以尚在世的清史、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为主；还拟建立国外清史研究文献数据库，不断地积累、充实和完善编译处海外清史研究文献。利用网络技术可以高效率地追踪国外清史研究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重要学术信息，并及时经过筛选、编辑，使清史编纂工程有可靠的国外清史研究文献信息保障。这些工作向戴逸先生汇报后，都得到了他的支持。

三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在这方面，戴逸先生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004年8月19日至23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副主任马大正研究员一行六人，组团前往上海参加了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此次论坛由上海市政府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承办，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汉学家和国内的有关专家学者三百多人参加了此次盛会。会议的主题是“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另外还设有六个分论坛，清史纂修也成为会议主要议题之一。

会上，戴逸先生做了发言，向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介绍了清史纂修工程的缘起和目前的进展情况，反响十分强烈。作为大会的特邀代表，戴逸先生还主持了题为“传统与现代：中国之道”的分论坛，并对大会发言进行了评论。会议期间，清史编委会与到会的包括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季塔连科、美国学者王国斌、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澳大利亚学者黎志刚、中国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博士等在内的国内外清史专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达成了诸多共识，并确定了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向。其后，与艾尔曼、巴斯蒂夫人、达素彬、米亚斯尼科夫、滨下武志等知名学者也建立起密切的学术联系。

回溯新中国清史研究的学术史，是古老又年轻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瑰丽篇章，人们不由得感叹，戴逸先生的一生，仿佛就是为《清史》而生。他为清史纂修奉献一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学术遗产，有待人们认真地学习、研究和汲取，“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即是其中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所体现出的史学方法论原则，愈加鲜明地凸显出它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述及“秉持开放包容”时指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总书记的讲话，使我们对戴逸先生“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今天，中华民族面临着百年大变局，站在历史的新的十字路口。当代中国史学承载着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神圣使命。让我们以戴逸先生为榜样，像他那样生活、工作和奋斗，为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科学，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简介：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编译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