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平读《再造乡土》丨保守，还是前卫；传统，还是未来？

摘要： ...

《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美]萨拉·法默著，叶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288页，79.20元

法国大革命拉开法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以后，整个十九世纪法国农民一直在进步与保守之间游移。农民参与了革命，并构成了拿破仑反抗欧洲武装干涉的主力。但1793年发生的延续九个月的“旺代叛乱”，本质上却是保守的农民与教士联合反对革命的法国。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后法国小农的社会结构和特性。他做了一个著名的比喻，法国社会的小农，好像一个麻袋里的土豆，利益一致，但彼此之间却没有任何联系，只希望一个最高的行政权力给他们土地和生活以保证。这样，在1848年革命中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法国农民，第一次选举就用手中握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把头上带有拿破仑光环，许诺给农民以土地与秩序保证的路易·波拿巴托举上台，扼杀了大革命以来无数进步人士为之浴血奋斗的法兰西共和国，建立起第二帝国。

出于对法国农村农民与法国政治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的关注，三十多年前，我选择了《19世纪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主题。我的基本结论是，虽然启蒙思想引导法国十八、十九世纪及以后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农民——最保守地区的人群，他们进入现代经济政治的程度和他们的观念，最终决定整个法国实现现代化的水平。（详见拙作，《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缘于这样的学习背景和因此而生出的学术情结，我翻开了《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

本书的作者萨拉·法默（Sarah Farmer）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她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法国史、二十世纪欧洲史和社会文化史。这是一本以现代史学的著述方法和观察视角，综合经济变化、社会变迁、生活观察、文化记录和农民心理研究的著作。全书分六章，第一章，农民已死，农民万岁；第二章，第二家园；第三章，回归土地；第四章，进步与怀旧；第五章，被破坏的景观；以及结语。作者使用经济和人口统计数字，新农村人的回忆记录，报刊文章的摘录和媒体形象的表达等各种类型的历史资料，以清新的文字及颇具历史穿透力的评论，描述出一幅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鲜活生动，又耐人寻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还是“所有工业大国中最‘农民’的国家”（第2页）。 二战后初期，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法国，急于赶上国际形势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全面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在国家推出的莫内现代化计划中，除了要实现工业现代化以外，还特别强调对拿破仑以来长期存在的小农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造。国家利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推动零碎土地的整合，建立适合机械化耕种的现代农场。到了五六十年代，及至七十年代，法国农业不再是小农经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正在摧毁“传统的农业文明”，传统农村社会迅速沦陷。从事农业的人口从1946年的740万，骤减到1975年的200万。（第3页）土地上的劳作者不再是“peasant（农民）”，而是“farmer（现代农场主）”，人们在惊呼“农民的终结”！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农村如此迅速地与过去“断裂”？本书作者同意包括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战后法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辉煌三十年”，摧毁了传统的法国农村，并开启了法国后农业社会。

本书最有学术和现实意义的价值在于，作者并没有就此停笔，而是把探索的目光投向后农业社会的法国农村。作者明确指出本书的中心议题是，随着法国社会快速城市化，农村理想以什么样的形式在法国社会的实践和想象中存在？为什么巨型都市在全世界涌现的同时，“居住在法国乡间”却成为国际社会共有的幻想和实践？作者通过对后农业社会中法国农村人员的流动与变化、前往空心农村地区的新农村人的目的与生活，在农村中发生的1968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后的乌托邦实践，环境保护等现代意识的觉醒，“乡愁”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意味，“法式乡村”景观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的论述，回答上述问题。作者指出，在后农业社会时代，法国农村不再仅仅代表过去和传统，它的历史作用在于，“弥合由农村定义的过去与由现代科技所主宰的现在之间的裂缝”（11页）。再造的乡土，是现代生活的补充，它所参与的是法国后现代社会的构建。

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法国农民丢弃在农村的老房舍，涌进城市，农村被空心化了。但是，仅仅过了一二十年，这些当初避之不及的老房舍却成为城里人竞相购买的香饽饽。快速发展的经济，不仅膨胀了城市人的口袋，也引发了城市居民对现代城市生活弊病的警觉和日渐增长的怀旧之情。城里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纷纷到农村去购买农村人丢弃的老房舍。他们在保留老房子古朴外表的同时，对房舍内部做一些适合现代生活的改造，以作为自己的休闲之所，第二个家园。六七十年代，逃离城市的尘嚣，去乡村度假，在乡间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家园，竟然在城市居民中蔚然成为一种普遍的渴望。古老的法国乡村由此获得一番改造，也因这改造在现代世界中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如作者所说，乡村满足了法国人自然而浪漫的本性，成为现代世界现代生活的一种“解毒剂”。在法国，这种朝向乡村的选择经久不息，以至于“生活在法国乡间”被视为典型的法国生活。很多外国人到美丽的法国乡村购置老房子，在拥挤的现代生活中寻找心灵的歇息之地，竟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消费时尚。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过后，许多来自大城市的青年人涌入乡间，他们把被城市化碾压的偏远农村想象为未来之地。这些经历了反主流文化运动洗礼的年轻人，自称是与资本主义、权威规则和家长决裂的真正的“六八人”。他们把乡村看作是没有被资本主义完全污染的一片传统净土。力图在乡村进行后资本主义，乃至后消费主义的实验，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之外，实现自给自足的乌托邦世界。

这股回归乡村的浪潮，在法国被称为“回归土地（le retour à la terre）”。回归土地的年轻人在乡间组织起公社，投身农业，过集体生活，甚至建立青年学生的国际联盟。年轻人拒绝现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忽略经济价值和交换原则，几年下来，集体公社全面瘫痪。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政治上孤立无助，情感上没有安全感，结果“别样生活”难以为继。但是，他们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实践，在法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他们赋予原本代表传统的乡村一种新的、指向未来的价值和意义。

令人想不到的是，1973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也加速了法国农村的再造。1975年以后，一批被称为“新农村人”的定居者来到农村，他们很多是经济危机后城市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失业青年，前企业中层或高层管理者，以及工人和农校学生。他们以绿色生态意识为理想，深刻质疑消费社会，力图到乡间以健康的方式实现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乡村中可供租种的土地有限，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人就采用新的生产技能，通过养羊、养蜂、种植果树，参与旅游经济等各种方式维持生计。他们的生产活动是与城市连接的，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加强了与城市的经济与文化交融，也推动了环保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播。有人类学家评论，新农民“既是现代的、中央集权的法国社会的参与者，又是传统的地方亚文化的载体”（158页）。这样一来，以巴黎为典型的现代文化与以乡村为代表的古老的、传统的文化就有了内在联系。

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作者以六七十年代风行的“农民文化”——农民作家的文字回忆，以及农村出身的摄影记者创作的视觉回忆为基本史料，把笔锋转向对农民向现代人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心理转变和农村景观变迁的描写。以此来分析当时的法国农民、乃至整个民族和社会所弥漫的“乡愁”的意味。这就使得本书阐释主题更深入一步，本书因此也具有了历史人类学的味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法国乡土再造正大行其道的时候，法国文化界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逆向现象：法国的书籍出版、电视节目、广告制作、历史学和民族志研究等文化领域，几乎同时出现了一股向往法国的过去，向农村生活致敬的风向。不仅学术界有很多关于法国农村和农民的重要著作问世，而且城市中产阶级购书群体的阅读倾向，也对来自“深层法兰西”的民间声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时出版的年鉴学派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塔尼的一个山村》，本是学术著作，却意外成为畅销书。乔治·杜比著的四卷本《法国农村史》也是在那时出版的。在书店里，农民“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洗衣妇、渔夫与乡村教师自传体的“生活故事”与当红名人争夺光环。（135页）出版人把来自农村的故事视为“珍贵的文化和社会遗产”。他们把这些故事编成“活生生的经验”“生动的回忆”“土地的声音”“法国的深处”“人民的记忆”“重新发现法国”等系列丛书向读者销售。在本书中，作者介绍了几本农民写的回忆录，因内容真实，带有农村的过去与现在，习惯与风俗而成为畅销书。最具代表的是，1975年一位布列塔尼人出版了一本书——《骄傲之马》，讲述其祖父父亲辈的生活，以及六十年代后农村生活巨变。这本书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出版，并且被搬上屏幕。

在最后一章，作者讲述了一位著名摄影记者的故事。他出身农村，孩提时代因为“拒绝成为一名农民”而进入城市。功成名就之后，他回到父母生存的索恩河谷农村，父亲已经过世。迟来的对父亲的理解，伴随着无限的乡愁，促使他用摄影创作来表现被现代化破坏了的农村景观。他的摄影作品提醒人们，战后法国的现代化是以城市或农村为背景进行的。他用图片告诉人们，乡村的重建使得“家庭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自产自用”的农民生产方式已经瓦解（184页），他还讲述了具体个人——他的父亲，在这一过程中“栖息之所被破坏，又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痛苦”（192页）。

作者讲述这些文化现象意在告诉我们，在历史急剧变化的关头，许多法国人饱受“乡愁”之苦。他们焦虑、彷徨，在寻找失去的根，渴望拾起过去，并延续下去。他们“为神话般回归的不可能而哀悼，为失去一个边界和价值都很明显的迷人世界而哀悼”（152页）。本质上，是飞速进行的乡村重建，使得人们心理难以适应，只能以文化的方式为正在逝去的传统农业社会而掬出告别的挽歌。

那么，在法国战后“辉煌三十年”快速现代化的滚滚红尘中，法国乡村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再造的乡土是保守，还是前卫，代表的是过去，还是未来？作者在本书的结语中，批驳了随快速农业革命而发生农民消亡，农村社会瓦解的观点，她给出了这样的肯定回答：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述社会事件和文化表征赋予了法国农村生活新的物质价值和象征意义，农村因此得到更新和重塑，农村社会“没有因为农民的消亡而消亡”（197页）。战后法国农村的再造，不是脱离或对抗城市，而是重新定义其与城市及整个世界的关系。“农村既是衰败和失落的场所，也是动态变化和适应的场所”。战后农村的重塑，“不仅唤起人们对传统法国的回忆，也为未来的法国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发展的部分”（199页）。

乡土曾代表过去和传统，再造的乡土表达着今天，也可能预示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