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济渎纪丨中国古代国家山水祭祀格局下的济渎祭祀（下）

摘要： ...

本文收录于杨华主编《传统中国岳镇海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页307-338。是河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河北省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治理研究”（HB22SH025）。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此为下篇。

（三）、对济渎的册封

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册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开始，朝廷先后册封五岳。天宝六年（747年），又加封江、河、淮、济四渎。四年之后，天宝十年（751年），唐玄宗派遣使臣分别前往岳镇海渎进行祭祀：

“玄宗先天二年，封华岳神为金天王。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天宝五载，封中岳神为中天王，南岳神为司天王，北岳神为安天王。六载，河渎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十载正月，四海并封为王。遣国子祭酒嗣吴王祗祭东岳天齐王，太子家令嗣鲁王宇祭南岳司天王，秘书监崔秀祭中岳中天王，国子祭酒班景倩祭西岳金天王，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岳安天王；卫尉少卿李浣祭江渎广源公，京兆少尹章恒祭河渎灵源公，太子左谕德柳偡祭淮渎长源公，河南少尹豆卢回祭济渎清源公；太子率更令嗣道王炼祭沂山东安公，吴郡太守赵居贞祭会稽山永兴公，大理少卿李稹祭吴岳山成德公，颍王府长史甘守默祭霍山应圣公，范阳司马毕炕祭医无闾山广宁公；太子中允李随祭东海广德王，义王府长史张九章祭南海广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广润王，太子洗马李齐荣祭北海广泽王。”[43]

唐玄宗时期，济渎被封为“清源公”，这也是济渎在唐代唯一的封号。此后历代朝廷延续了唐代册封济渎的传统。

（四）、道士与济渎祭祀

唐代以来，道士开始参与济渎祭祀中，他们之所以能够参加到国家祭祀济渎的仪式中，首先缘于济渎庙的建立。虽然为济渎立祠的制度在秦汉时期就已确立，但当时祭祀济渎的地点在今山东临邑县，而非唐代祭祀济渎的河南济源市。前文提到，现存济渎庙创建于隋代开皇二年（582年）。作为国家祭祀场所的济渎庙在创立之初就吸引了大批道士，加之济渎庙临近道教十大洞天之首的王屋山，两年之后，道士们便在济渎庙西侧建起了天庆宫，供奉道教神祇，开展道教活动。由于唐代皇帝崇尚道教，济渎庙周围相继建立起紫微宫、阳台宫、清虚宫、十方院、灵都观、迎恩宫等道教宫观。有了皇帝的支持和朝廷的认可，道士开始积极参与祭祀济渎的活动。

《道教金石略》所收碑文《马元贞投龙记》记述了武后时期的著名道士马元贞参与济渎投龙活动的情况：

“天授三年岁次壬辰正月戊辰朔廿四日辛卯，大周圣神皇帝缘大周革命，奉敕遣金台观言马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功德。十六里，至奉仙观沐浴□斋，行道忏悔。廿一日，于济渎庙中行道，上神衣，辰时在路，日抱戴，庙中行道，日又重晖。宣读御词，云垂五色，□□□至廿四日，章醮讫投龙，日开五色，又更重晖。官寮缺同见。弟子杨景□、弟子□□□、五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同见官人朝散大夫行济源县丞薛同士，同见官人宣义郎行主簿五智纯，同见官人承奉郎行尉薛元杲，同见官人登仕郎行济渎令孟意诞，同见人上骑都尉缺，同见人□□尉行。”[44]

如碑文所示，由于武周革命成功，道士马元贞受命于武则天，代表朝廷前往五岳四渎投龙祈福。陪同马元贞投龙的随从不仅有其门下弟子，还包括济源县丞、济渎令在内的朝廷官员。这说明，在唐代，除了官方主导的常规的济渎祀典外，道士开始主导某些蕴含道教元素的济渎祭祀活动。和朝廷册封济渎一样，道士参与济渎祭祀的传统也为后世所延续，尤其在金元时期最为繁盛。

（五）、济渎与北海的共祀

现存济渎庙中还包含一个北海祠。北海作为岳镇海渎中的四海之一，至晚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被纳入国家祭祀之中。天宝十年，朝廷封四海为王，北海亦在加封之列，被封为“北海广泽王”。对于北海的祭祀，《旧唐书·礼仪志》记载：

“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气日祭之。东岳岱山，祭于祇州；东镇沂山，祭于沂州；东海，于莱州；东渎大淮，于唐州。南岳衡山，于衡州；南镇会稽，于越州；南海，于广州；南渎大江，于益州。中岳嵩山，于洛州。西岳华山，于华州；西镇吴山，于陇州；西海、西渎大河，于同州。北岳恒山，于定州；北镇医无闾山，于营州；北海、北渎大济，于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笾、豆各四。祀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45]

据《旧唐书·礼仪志》所载，北海和济渎的祭祀地点在洛州。开元元年（713年），改洛州为河南府，正是《大唐开元礼》记载的北海和济渎祭祀的地点。

作为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北海在历史上一直没有明确的地点，因而“望祭”北海。从唐代开始，北海附祭于济渎庙。每年立冬之日，朝廷共祀济渎和北海。《济渎北海坛祭品碑》也记述了唐初以来北海附祭于济渎庙的传统：“其北海封为广泽王，立坛附于水之滨矣”。[46]在此碑文中，时任济源县令的张洗还提出祠祀北海的一大弊端：“北海望坛，临事垒土，朽墁一岁而费数金，其弊一也。”[47]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没有单独的祠庙祭祀北海，所以在每次祭祀的时候都需要重新筑坛，花费巨大。[48]因此，张洗主张修建北海神殿，在临时北海坛基础上进行了维修和扩建，建立了固定祭祀北海的北海祠。

图三：太行山与济渎庙北海祠航拍（陶金拍摄）

图四：济渎庙龙池

三、近世因袭：宋代之后的济渎祭祀

宋代及之后的历代因袭了唐朝济渎祭祀的大部分制度，但也做出一些调整。例如，在北宋初年，宋太祖诏令：“岳、渎并东海庙，各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专掌祀事”，“又命李昉、卢多逊、王佑、扈蒙等分撰岳渎祠及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诏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于石。”[49]渎令改由四渎祠庙所在县的县令兼任，庙丞亦由县尉兼任，祭祀之事更为方便有效。金代不再设置渎令，而是在四渎所在地选取有德行的道士看管祠庙，并由朝廷专门派出官员主持祭祀。《大金集礼》记载：

“契勘岳镇海渎系官为致祭，祠庙合依准中岳庙体例，委所隶州府选有徳行名髙道士二人看管，仍令本地人官员常切提控。”[50]

在元代，道士几乎完全掌控了官方致祭济渎的活动。济渎庙残存的元代碑刻《皇太子燕王嗣香碑》记载了至元九年（1272年）元世祖为消除蝗灾、祈求丰收，派遣燕王真金祭祀济渎的故事。在这次祭祀中，专门管辖济渎庙的郭□□只是陪祀人员，而祭祀的主持却是道士，祭祀仪式也以道教的斋醮为主。[51]除此之外，济渎庙现存有关济渎祭祀的元代碑刻还有4通，包括中统五年（1264年）的《济祠投龙简灵应记》，至元十二年（1275年）的《代祀济渎投龙简记》，至元五年（1339年）的《代祀济渎北海记》及至正九年（1349年）的《济渎朝赐记》等。[52]根据碑文内容，济渎祭祀基本上都由道士主持。明清之后，道士慢慢退出了济渎祭祀，取而代之的是儒士和当地士绅。从济渎庙内现存明清两代的碑文来看，道士基本没有参与祭祀活动中，朝廷也不再专门设置管理济渎庙的官员。

宋代以后，历代朝廷延续了官方册封济渎的传统。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单独加封河渎为“显圣灵源公”，并派右谏议大夫薛映和比部员外郎丁顾言前往祭告。[53]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下诏加封“江渎为广源王，河渎为显圣灵源王，淮渎为长源王，济渎为清源王”。[54]济渎从“清源公”升格为“清源王”。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朝廷因济渎神显灵击退来犯贼寇，特别敕封济渎神为“清源忠护王”。此事佚失于官方史料，但存于济源地方志中。据《济源县志》所载：

“河阳济渎庙清源王，利泽溥博，阴福吾民属者。寇发邻郡，将犯县境，邑人奔走祷于尔大神，雷雨迅兴。沁河有汤池之险，旌旗欻列南岸，象羽林之严。贼徒褫魄以咸奔，闾里按堵而相庆。奏函来上，休应昭然， 嘉叹不忘，宜崇美号，庶荅灵贶，式慰民心，来格来歆，一方永赖，可特封：清源忠护王。”[55]

图五：元至元十二年（1275）《代祀济渎投龙简记》碑，记述道士代祀济渎的故事

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继续加封江渎为广源顺济王，河渎为灵源弘济王，淮渎为长源溥济王，济渎为清源善济王。[56]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高山广水”皆受命于上帝，在神的前面加封封号属于“渎礼不经”，需要纠正唐宋以来的错误做法，于是改四渎为“大神”：

“为治之道，必本于礼。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宋。夫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受命于上帝，岂国家封号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今依古定制，并去前代所封名号。……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57]

图六：明洪武三年（1370）大明诏旨碑

清代基本保持了明代济渎的称谓，只在雍正二年（1723年）增加“永惠”二字，“北渎永惠大济之神”成为济渎最后一个官方封号。[58]下表梳理了从唐代到清代，历代朝廷对四渎的封号：

宋代还沿袭了唐代开创的共祀济渎和北海的制度，并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一步确定下来：“立冬祀北岳恒山、北镇医巫闾山并于定州，北镇就北岳庙望祭，北海、济渎并于孟州，北海就济渎庙望祭。”[59]这一制度一直持续至清代。

图七：清代四渎神位，位于北京地坛公园

四、小结

尽管济渎早已湮没不存，但济渎祭祀却跨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的鲁国，就已经有祭祀济渎的记载。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代重新整合名山大川，再到汉宣帝神爵元年最终确定五岳四渎之礼，济渎祭祀成为中央王朝国家祭祀的重要部分。除了朝廷规定的常祀之外，济渎还被纳入到诸如郊祀、禅礼等其他的礼仪之中，作为固定的从祀。有唐一代，从渎令的设置及职权的明确，到《大唐开元礼》对具体仪式的规范，济渎祭祀逐渐制度化，并为后世沿袭。

从唐天宝年间开始，济渎先后受到了历代朝廷的册封，先后获得清源公、清源王、清源忠护王、清源善济王、北渎大济之神、北渎永惠大济之神等封号。对历代朝廷而言，包括济渎在内的岳镇海渎是彰显国家法统和政权合法性的政治符号，而祭祀它们的仪式则被当作沟通天地、联接圣凡的有效手段。因此，除了西汉前期的短暂时间内诸侯有权祭祀之外，其余时间均由历代皇帝设置祭祀官员或派遣使者进行祭祀。

由于材料的缺失，唐代之前济渎祭祀的研究只能从史书中寻求只言片语。幸运的是，唐代之后，济渎庙留存的大量碑刻材料使单独研究济渎祭祀成为可能。此外，从隋唐开始，道士逐渐参与到官方致祭济渎的活动中，金元时期最为频繁。现存的诸多碑刻表明，这一时期的道士常常代表朝廷在济渎庙举行祭祀活动。道教仪式与代表国家政治法统的国家祭祀之间的互动为我们研究传统中国的济渎祭祀提供了另外的视角，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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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3]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5页。

[44] 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0页。关于马元贞的投龙活动，详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3-166页。

[45] 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4页。

[46] 张洗：《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王昶：《金石萃编》，收录于《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733页。

[47] 同上。

[48]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岳镇、海渎祭于其庙，无庙则为之坛于坎，广一丈，四向为陛者，海渎之坛也。广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者，古帝王之坛也。广一丈，高一丈二尺，户方六尺者，大祀之燎坛也。广八尺，高一丈，户方三尺者，中祀之燎坛也。广五尺，户方二尺者，小祀之燎坛也。”由此可见，建造北海坛花费巨大。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第326页。

[49] 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85-2486页。

[50] 张暐：《大金集礼》，卷三十四。

[51] 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2页。

[52] 关于这些碑文的详细内容，详见冯军：《济渎庙碑刻研究》，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67、69页。

[53] 《宋史‧礼志》记载：“车驾次澶州，祭河渎庙，诏进号显圣灵源公，遣右谏议大夫薛映诣河中府，比部员外郎丁顾言诣澶州祭告。”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86页。

[54] 同上，第2488页。

[55] 萧应植：《济源县志》，收录于《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673页。

[56] 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00-1901页。

[57]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84页。

[58] 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22页。

[59]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86页。

李腾，男，1990年3月生，河北省石家庄人，澳门大学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法学博士后，现任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致力于中国宗教、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主持和参研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出版专著两部，中英文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