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涛评《文学三篇》｜现代性：被“看见”和记录的困局

摘要： ...

《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洪涛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出版，501页，98.00元

《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的主章节围绕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卡夫卡小说和奥威尔小说三种文学经典展开，各部分的核心内容对应了作者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三篇论文：《〈格列佛游记〉的意图——对慧骃国故事的一种解读》（《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3期）、《卡夫卡与官僚制》（《复旦学报》2017年第1期）、《作为“机器”的国家——论现代官僚技术统治》（《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3期），但此书绝非一本流俗的论文合辑。首先是作者洪涛的写法很有特色，如副标题所示，这是一系列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文学评论，它给予了经典在文学之外的专业解读。在这个视角下，各章节始终聚焦“现代性”“现代国家”来展开，形成文气贯通、层层深入的思考与表达——《格列佛游记》正值现代国家诞生之际，卡夫卡小说中的城堡代表了现代国家的体制结构，奥威尔的大洋国则是现代国家的终极未来。为了更好地统领内容，作者还新撰了近十万字的代前言《小说与个体》，开宗明义地罗列了本书最为关切的议题：个体何以成为问题，以及个体问题的解决之道。

国内大众读者对《格列佛游记》的印象，大致类似于看待《镜花缘》，以游历者为中心虚构若干海外的奇异幻境，给人奇观式的阅读乐趣，属于老少咸宜的通俗读物。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如果不揭开这部作品的讽喻意图，是不可能理解其价值的，而且《格列佛游记》的讽喻非常浅显，一望即知：第一卷小人国对应的是作者当时的政治实践，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第二卷大人国代表大体以罗马或斯巴达为典范的古代政治；第三卷通过勒皮他岛谈现代科学对政治的影响；第四卷则是塑造了一个名为慧骃国的乌托邦。作为《格列佛游记》的著名评论者，乔治·奥威尔和阿兰·布鲁姆都认为其故事性的外表下，包裹着对政治秩序的严肃反思，核心问题便是古今政治之畸变及其根源。

顺着先哲的视角，作者试图去深入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看法。他认为相比于妇孺皆知的小人国、大人国故事，《格列佛游记》第三部分勒皮他岛和第四部分慧骃国的故事才是核心，寄托了斯威夫特的古典思想传统和政治哲学观念。以往的评论者通常将勒皮他飞岛当作一个现代哲人的国度，而在作者看来这一理解是不准确的，勒皮他的统治者缺乏“哲人王”的政治技艺，没有向下兼容的具体操作，他们的权力或力量完全建立于关于外部物理世界的知识及操纵它们的技术的基础之上（175页）。因此斯威夫特有关飞岛和拉格多的故事，不应单纯被当作科幻故事来看，而应看作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统治基础的全新政体（182页）。换言之，要造就这种全知全能的“利维坦”，唯有在现代性条件下才能达成。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对此心有戚戚：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数据采集，让个人隐私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可能，随时会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

更有想象力的是，作者还根据原著中飞岛和拉格多的描述，敏锐地指出两者的区别在于技术水平的发展程度能否彻底隔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飞岛哲人的统治是绝对安全的，他们的权力可以任意伤害下界却难以被下界所伤害，而在勒皮他岛下界的首都拉格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生活在同一层面，这就带来一种危险：被统治者仍然有挑战统治者的主动性，公开或秘密地对之宣战。因此要获得绝对的安全，统治者就需要被统治者处于全然透明的状态，让他们无法轻举妄动，甚至连思想和人心都不能出现反抗的苗头。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执政思路，古代的统治者所拥有的手段相当有限，无非是增加人力监视、鼓励相互告发、采用保甲及连坐制度等等，如《格列佛游记》中代指英国的垂不尼亚王国和兰敦：“那里的人民大部分是侦探、见证人、告密者、上诉人、检举人、证人、发誓控告人和他们的爪牙。”而人力的运用效果并不稳定，总会给被统治者留下“钻空子”的机会。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在《被统治的艺术》中就以明朝军户为例详解了这个群体的日常政治策略，他们通常不会采取逃避兵役的极端方法来反抗统治，也不会在尚可生存的情况下揭竿而起，而是将兵役义务集中到个人身上，再对这个人进行补偿，如此可以最大程度上减轻整个军户家族的兵役负担。这种策略表面上并没有忤逆统治者的命令，但久而久之便催生了职业军户，使服役成了一项牟利的职业，导致军费增长和军队质量的恶化，这是与统治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个人为了自身福祉而采取的“理性选择”阻碍了统治者的施政，这在历史上不胜枚举，而且统治者难以通过传统的方案加以解决。拉格多对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则是现代性的，他们利用新技术来检测人的物质身体状况，通过饮食、睡姿、行动甚至粪便颜色来了解人的思想。或许这个设定是荒谬的、不切实际的，但确凿反映了作者对现代政体驭民术的想象：通过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积累来巩固统治，使得权力的全监控理想成为可能。这种超前的政治模型在后世的学术研究中得以具象化，最典型者莫过于福柯在边沁的设想基础上构造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其理论根基也是权力的可视性：身处囚室中央的警卫可以随时观察囚犯的行为，而囚犯无法防止被观看，只能假设自己受到持续的监视，进而收敛自己的行为。全景敞视监狱相对于传统监狱最大的不同就是圆形建筑，这个革命性的改造似乎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却产生了非凡的收效，将对囚犯一对一的探视模式变成了一对多的俯视，使管理者瞬间形成了拟态的全知全能。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将福柯的思想进行了当下的兼容，他认为网络时代的信息系统构成了“超级全景监狱”，将社会治理者和公民代入到警卫—囚犯身份中，很容易发现后者的悲惨境遇：在大数据面前毫无个人隐私而言，也无法获得制衡统治者的有效信息。

卡夫卡的《城堡》

作者在第二章中通过卡夫卡的《城堡》进一步讨论了现代权力的观察/控制模式，“被看”意味着被置于权力之下，而权力者总是尽可能将自己处于“不被看”的隐身状态。人们习惯性觉得这一行为和政体类型密切相关，只有专制统治才热衷于监视，但作者认为从被监视者角度而言，被一个人（独裁）、少数人（寡头）还是多数人（民主）所监视和操纵，并无太大区别（246页）。《城堡》中的监视就是二元的，一方面是克拉姆绝对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凝视，另一方面是城堡治下村民们窥视一切的生活模式。窥视的信息被官僚系统以文书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并作为统治依据来制作指令，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现实。任何人、任何事没有被记录进这种“现实”里，就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亟须校正或抹去的，这也呼应了《城堡》的主题，即K力求保持其“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在公职机关以外的真实存在。

第三章论及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作者以《老大哥的“看”》开篇，再次细读了从“监视”到“规训”过程中的权力作用机制。本节重申了现代意义上的“看”不同于传统僭主统治术中的“监视”，而是堂皇的、父爱主义的，仰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助力——“无微不至的看，倘无技术之助，只是一场梦”（296页），已成为“现代国家统治的基础”（299页）。尽管奥威尔无法提供足够的技术细节，但《一九八四》中作为窥视工具的“电幕”还算是一次成功的具象化设计，读者可以充分感受到主人公温斯顿“被看”的恐惧。当他进行一些不被允许的行为时，为了逃避电幕，他不仅需要在行动上隐蔽，甚至还要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呼吸如常，但是无法控制心跳的速度——而电幕也可以捕捉得到。为了和裘莉亚偷情，他特意租了却林顿先生旧货铺楼上的屋子来掩人耳目，结果那也是个陷阱，画片后面也藏着电幕，宣告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为了强调大洋国公民的无所遁形，奥威尔在书中连用了四个“任何”——“实际行为不端那就不用说了，而且不论多么细微的任何乖张古怪行为，任何习惯的变化，任何神经性习惯动作，凡是可以视为内心斗争的征象的，无不被察觉到。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余地。”

作者指出，统治者之所以热衷于窥视，是因为“看”最终会使得“被看者”自觉认同于“看者”，并逐渐丧失自身本性，成为被驯化的景象。所见即是改造的基础，温斯顿的工作也与卡夫卡笔下的K如出一辙，他要不断地修正各种文书档案，“报纸、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书籍都统统适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修改过去，使之符合当前情况。”在伪造文书的过程中，温斯顿臆想出了一个“奥吉尔维同志”的事迹，这个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如果伪造这件事被遗忘，“奥吉尔维同志”就成了真实的历史，文书档案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这很难不让人又回想《城堡》里K的处境——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只有在官方的文书档案里找到身份印证时他才获得存在，否则便无异于不存在。

如此，作者通过洋洋洒洒的演进式论述，再次回到了其在《小说与个体》中的主旨观点上：个体是古典世界解体的产物，更是现代人造秩序将要吞噬的对象（81页）。现代人的最高信仰是成为一个自觉的、自由的、自主的个体，成为“他自己”，而现代社会则要通过理性化组织，将这些个体组合成统一的、驯服的、无差别的零件，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现代政体的不断强化而呈现出悲剧远景：个性和人性终将死无葬身之地。从阿伦特到鲁迅，作者诉诸了古今中外关于个体问题的典型意见，虽无法确立一个可供依赖的答案，但还是充分肯定了小说文本在留存现代个体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为文学的重要性作了振奋人心的鼓呼。

不难看出，作者在政治上的主要理论资源来源于从马克思·韦伯到齐格蒙·鲍曼关于现代性的一系列观点。首先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带来了现代性，体现在制度和行为的理性化过程中和严密有序的科层组织中；其次是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等基本元素组成的现代社会，缺乏防范集体暴政的机制。换言之，理性和文明也是会败坏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屠杀和极权政治。作者对斯威夫特的解读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便是慧骃国，相对于许多人将其当作理想之国和应许之地，他更强调纯粹理性缺乏情感的缺陷，并倾向于奥威尔的看法——完全慧骃化的人的世界，将是极权主义的登峰造极。在作者看来，斯威夫特已经认识到了知识的抽象性和非人性，并引用了1725年斯威夫特致亚历山大·波普信中的话来佐证：重要的不是“人是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而是要认识到，人可以拥有理性之能力（animal rationis capax）。慧骃对格列佛的驱逐，就类似于“理想主义者”对“劣根性人群”的清除，这种唯我独尊的做法一旦移植到人类世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据此，作者认为斯威夫特设计的慧骃理性要高于同时代的理性概念，他比霍布斯、洛克所见更为深远（196页），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格列佛游记》的理解不够深入准确。

韦伯之后，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从组织层面详细阐释了现代社会的弊端。在其著作《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默顿认为官僚组织会诱发人的工具理性取向，即一味服从、摈弃价值判断的危险倾向。若其成员想要在系统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就要将形式上的循规行为内化成一种人格，即官僚人格，这种内化过程往往超越技术上的要求，而成为人们后天养成的价值观念。鲍曼则将这一概念的负面作用解释得更为具体：大多数人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他们自己置道德责任问题于不顾，而另行选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和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败者。（《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268-269页）沿着这个思路，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个体从所谓“自然状态”下被吸纳进理性官僚组织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在现代企业官僚制和政府官僚制的无缝衔接下，人必然会被材料化，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无论这个主体是国家机器还是生产机器。

质言之，通过作者从政治哲学视角深入的挖掘和整合，从斯威夫特到卡夫卡再到奥威尔，这一系列经典文本在精神主旨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通通成了讨论个体与现代性的朴斫之材。个体与现代化这一议题不仅有追根溯源的历史价值，更可观照我们可预见的未来。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作为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既给了宏观规划更大的想象力和实施空间，以及实现规划的组织、动员能力，也使得决策者与政策承受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更加遥远——恰如斯威夫特的飞岛和拉格多、奥威尔的大洋国，听命于摆布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天性”。作者不无忧虑地在后记里写道：“今天，对人身上最后的一点生命力、野性乃至兽性的围剿，正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活着已然成为在铺设好的轨道上的惯性，工作则是一种机器的往返运动，人不过成了机器上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唯有技术和消费尚是喷发着活力的领域……”（490页）即便如此，作者仍然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宣告了个体的希望所在：人的自然本性、欲望本性应得到保留和承认，在此基础上方可获得抵御理性败坏的生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