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碧云、余新忠评《法国“进士” 逐梦东方》︱桑志华与天津北疆博物院

摘要： ...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于树香著，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682页

在天津的马场道，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园内有着一处古朴典雅的西式小楼，这便是北疆博物院。建筑外墙上刻有“MUSEE HOANGHO PAIHO”字样的铭牌，即北疆博物院的法语名“黄河白河博物馆”。

走进北疆博物院，除了民国时期精美的西式建筑外，游览者的目光还被大量的植物标本、哺乳动物标本、昆虫标本等所吸引。参观者感到震撼的同时，一瞬间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个博物馆缘何而建，创办者是谁？为何坐落天津？

于树香博士的《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一书为上述好奇提供了完整解答。作者的分析引人入胜，文笔生动流畅，并广泛引用了汉、法、英等多语种资料，勾勒出了法国耶稣会神父、古生物学家桑志华（Émile Licent，1876-1952）传奇的一生，也告诉当代读者他为北疆博物院的创立所经历的坎坷和波折，得以跨越文化、时间和空间与这位来自法国的古生物学家相遇。古脊椎动物学家邱占祥院士盛赞这部传记，呼吁“不要忘记桑志华”。

一、初入中国

本书的十五篇以时间顺序为轴，娓娓道来。桑志华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博物学家、昆虫学家，1876年出生于法国里尔（Lille）的罗别镇（Rombies），获得动物学博士。但他在1914年赴华之后，为了适应中国文化，尤其是民国初期方便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考察，于是中为西用，他把博士改成了“进士”。他使用“法国进士”的头衔，考察了中国北方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并著有不少法语论著。

桑志华是众多来华的耶稣会成员之一。十六世纪以来，耶稣会士有通过自然哲学传教“愈显主荣”的传统，大部分来华耶稣会士精通神学和自然哲学。耶稣会士们前仆后继，从1552年沙勿略（Francisco de Jasso y Azpilicueta，1506-1552）被挡在中国门外并客死广东临海的上川岛开始，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人均在中西知识交流史上留下重要的贡献。继承了耶稣会知识研究和传教的双重使命，法国“进士”桑志华以他“苦行僧”一般的坚韧创办了天津北疆博物院。

耶稣会在全球传教，耶稣会准备派遣桑志华去非洲等地，不过出于对中国的热爱，他选择来中国。对于到中国北方考察，耶稣会士韩伯禄（Pierre Heude，1836-1902）是桑志华的一位重要的楷模。韩伯禄于1868年在上海建立了徐家汇博物院（现为上海昆虫博物馆），但韩伯禄的搜集范围仅限于华南地区。所以桑志华认为，在华北和甘肃等地进行采集工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些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讨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和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思想的文章（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23-27页）。1897年，严复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天演论》，依据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演讲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进行自己的阐释，借助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对赫胥黎的伦理思想进行批判。《天演论》阐发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理论，倡导斯宾塞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33页，同时参考了Sc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Vol. 1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进化论和人类起源论给晚清民国造成了重大的思想冲击。人类的亚洲起源学说在二十世纪初也传入中国。人类起源学说常常与缺失之环（the Missing Link）一起被讨论。缺失之环是指在进化过程中，人与猿类的祖先分开的环节，这是自进化论应用于研究人类起源后人们一直试图寻找的人猿同祖的证据。人猿何时何处分离是桑志华来华时期最前沿的国际研究领域。在人类的亚洲起源假说的影响下，瑞士古生物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人纷纷来到中国，中国成了当时寻找缺失之环的热点地区。作为动物学博士的桑志华无疑希望在中国取得科研成果。

二、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考察

本书第七篇到第九篇重点介绍了桑志华的野外科考历程和地质学、古生物学重大发现。1924年，桑志华出版了《在北直隶湾的黄河流域及其他支流的十年生涯》[Dix années （1914-1923）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et autres tributaires du golfe du Pei Tcheu Ly]，该书详细记录了他过去在华十年的科学考察和旅行生活。1919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辛家沟发现了旧石器地点，并且在庆阳辛家沟和赵家岔找到了三趾马动物群化石。

第十篇到第十三篇讨论了桑志华与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关系。桑志华意识到需要对化石和石器进行深入研究。他写信给法国古生物学家布勒（Marcellin Boule，1861-1942）求助。布勒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耶稣会士德日进博士（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德日进在日后成为知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当时，德日进已经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

1922年8月，桑志华在内蒙古萨拉乌苏河畔发现大量化石和旧石器。由于研究力量的缺乏，桑志华邀请德日进来华。1923年5月德日进到达天津，由桑志华和德日进以及一些助手组成的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成立。1923年6月，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内蒙古萨拉乌苏河畔发现大量化石。1923年9月，德日进和桑志华带领考察队在宁夏水洞沟发现大量旧石器标本。1924年，为了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德日进带着化石、石器及岩石标本等暂返法国。

1928年，关于人类化石、哺乳动物化石和第四纪地质的专著《中国的旧石器时代》（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在法国出版，引起了轰动。该书由布勒、布日耶（Henri Breuil，1877-1961）、桑志华和德日进共同撰写。这个报告细致呈现了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研究成果。该专著的第一部分由德日进和桑志华合作完成，内容聚焦于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及宁夏水洞沟的地质与地层研究。第二部分中，德日进和布勒展示了古生物学研究的成果。第三部分则由步日耶撰写，专门探讨旧石器研究（Marcellin Boule， Henri Breuil， Émile Licent，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Masson， Paris， 1928）。

三、北疆博物院的创立与博物学收集和分类

第十四篇则将视角转入北疆博物院的创立。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博物馆，除了普及科学之外，自然历史博物馆承担研究功能。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大量不同种类的动植物标本，能够更容易建立普遍适用的分类标准，并且根据这些标本进行更深入的生物学研究（戴丽娟：《在“边缘”建立“中心”——法国耶稣会士桑志华与天津北疆博物院》，《辅仁历史学报》，2009，24 : 231-256）。英国邱园（Kew Gardens）、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等自然志博物馆也是重要的研究中心。

在来到中国之前，桑志华已制定了创办博物馆的计划。在教会的支持下，他采集了包括矿物、动植物、人类化石及古生物化石等多种标本。随着标本数量不断增加，原本用于存放的崇德堂逐渐无法容纳这些藏品[韩琦、陈蜜：《民国初期的跨国科学竞争——以法国古生物学调查团的缘起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20，39（01）:1-23.]。1922年耶稣会买下天津马场道的地，开始兴建北疆博物院。1924年，北疆博物院举办了临时展览，展出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内蒙古萨拉乌苏和宁夏水洞沟等地发掘的化石和旧石器。

第十五篇勾勒了北疆博物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本篇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桑志华与德日进的合作与矛盾。1927年，周口店的发掘活动逐步展开。1929年德日进以中国地质调查所荣誉顾问的身份从事北京中国猿人的古生物学研究。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直立人遗址，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和爪哇猿人一同佐证了直立人作为人类发展历程中重要一环的事实。

德日进去北京，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中国猿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项目，这对德日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过于女士通过研读桑志华的书，认为德日进离开北疆博物院加入中国地质调查所，还由于两人之间的矛盾。布勒是个十分强势的人，他与桑志华为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署名问题发生了激烈的矛盾。1928年该书出版，在这本书的署名中，布勒准备把桑志华排在最后，桑志华坚决不同意。布勒妥协了，最后该书署名顺序为布勒、布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但布勒为此再也不跟桑志华来往。德日进对署名权一事则保持沉默。1929年圣诞，德日进回到天津，桑志华批评德日进身兼北疆博物院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两边工作，然而，他长期离开北疆博物院。德日进继续保持沉默，但他结束了与桑志华“法国古生物考察队”的合作[《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635-652页]。

1931年，桑志华在中国古人类研究的经验让他得以部分参与北京猿人研讨会。回想往事，不免感慨。1917年，长辛店传教士迪卡姆曾经邀请他去周口店进行地质考察，但当时他觉得周口店可以先放一放。1918年，瑞典古生物学家安特生第一次去周口店考察。1921年，安特生第二次来到周口店，他意识到“龙骨山”可能有史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对这些化石进行了鉴定，并认为这些化石是属于人类属的臼齿。这代表一个新的古人类物种，步达生把这一古人类物种命名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1929年，裴文中发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四、研究意义

本书重新探讨了桑志华的生命历程与科研历程，对普及天津近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贡献。关于清末民初博物学、古生物学和进化论等知识的形成与传播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古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的本土化进程；二、科学研究的过程、背景以及国际间的合作与竞争；三、民族主义与中国人祖先问题；四、进化论的传播以及与革命、改革和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关系。本书为古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并让我们一窥田野研究的背景、过程及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具体情形。

在讨论西方学者在华知识生成的研究中，除了传记写作方式以外，范发迪（Fan Fa-ti）的著作《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也讨论了本土居民的中介作用。范发迪认为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外族与当地人民的他我二分。他强调不同的历史行动者的参与，通过分析在华英国博物学家和中国人的作用与反作用，范发迪补充和修订了这一段历史。范发迪指出在华清代英国博物学的历史同样也可以被推及古生物学、地质学等研究领域（Fan， Fa-ti.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2-6）。

在此不得不提书中隐藏的一条暗线：进化论、人种与近代中国。浦嘉珉（James Pusey）的《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茅海建的《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以及冯客（Frank Dikötter）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等著作讨论了这部分议题。浦嘉珉在书中试图回答“在使中国适应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进程中，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什么？”这一问题。作者概述了进化论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作者的论述围绕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及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该书阐释了中国社会如何接纳并改造进化论这一与传统“儒释道”思想截然不同的观念的历史过程（Pusey, James Reeve.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Vol. 100. BRILL, 2020.）。

人种问题与进化论相关但并非完全重合。人种问题与近代国家观念在古人类学进入中国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甲午战争后的晚清时期，中国人开始从人种角度反思“夷夏”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的起源问题尤为重要。桑志华和德日进的科学研究历史也与这一段历史相互关联。

五、余论

这本传记如同一把钥匙，缓缓打开了北疆博物院成立之初历史的铁盒。北疆博物院的建立对中国古生物学研究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该书通过记录桑志华的一生，为我们揭开了这铁盒的一角。作者于树香和桑志华引用了先秦诗人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表达各自对研究的坚定信念。两位作者通过屈原的诗句寄托了自己的情感，而当代读者在阅读中则能感受到天津的百年变迁，体验与历史的奇妙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