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外部世界“发现”了中国，中国文学自身也在努力促成这种“发现”

摘要： ...

试想，如果没有跨时代、跨语际、跨文化、跨区域和跨国族的交流，如果没有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学的传播与接受；那么，人类世界将是何等冷清，人类思想将是何等黑暗，人类文明进程将是何等迟缓，更不会有什么“世界文学”之视域。何为“世界文学”？乐黛云给出的答案是，“在古-今文学的时间轴和中-外文学的空间轴形成的坐标上，其中的任一点，与一个阅读主体相联结，就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是谁最早，又是在哪一个点上，把“中国文学”链接上“世界文学”的呢？

从朱光潜给《歌德谈话录》所作的注解里，我们得知：歌德在读了《好逑传》等中国文学作品后，为其“世界性”深感震撼。1827年1月31日，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从那时起，歌德“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文学，并把中国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地标，试图勾画出世界文学的地理图谱。质言之，歌德通过中国文学“发现”了“世界文学”。20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进一步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越来越不可能了，于是从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及中国。他们提出的世界文学格局中本就应该有中国文学的一席之地。由此，我们看到，“世界文学”的提出与“中国文学”视界有关。是中国古典文学启发了歌德、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预见到了超越民族文学边界的“世界文学”，为“世界文学”的提出及其初步构架提供了最初的视域、材料、动力和愿景。我在叙说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点滴的时候，难免在对文学世界主义的想象中流露出民族主义的自豪感。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没有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这份荣耀？换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没有给世界文学奉献新的成就？如果有，那它们又是些什么？这是本书要深入追问和求证的命题。

如上所述，19世纪，不仅是外部世界“发现”了中国，而且中国文学自身也在努力促成这种“发现”。较早在世界文坛上“发出声音”的是陈季同。他被视为“东学西渐第一人”。

陈季同（1851-1907），清末外交官

据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在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里记载：“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阿里昂斯法语学校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演讲。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脸庞充溢着幸福。他声音洪亮，低沉而清晰。他的讲演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有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缩小地球两端的差距，缩小世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间的差距……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世界第一次听到中国文学的“声音”时，是何等如痴如醉！这其中固然有陈季同个人的演讲才能和人格魅力在起作用，而那时的西方世界渴望了解中国的迫切心情也显露无遗。质言之，陈季同当年在法国各地演讲，目的是促使中法交流，显示出不同国族间加强沟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如此，1890年，陈季同还在法国出版了法文小说《黄衫客传奇》。他以唐传奇《霍小玉传》为蓝本，用一个“现代”的爱情悲剧故事“改写”了中国古典小说里常见的“痴心女子负心郎”的元叙事结构：小说叙述了青年风流才子李益与名妓霍小玉之间一见倾心的爱情故事，但因封建门第与名分之类的封建等级观念，受到了李益母亲的极力阻挠，致使返乡后的李益发疯而亡。虽然小说的题材是中国的，是从中华民族传统中继承而来的，但在爱情的观念上与小说写法上却是现代的，“非常法国化的”。陈季同接通中国文学民族性、世界性与现代性的初步尝试，取得了巨大成功。法国《图书年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颂词，称赞道：“这是一本既充满想象力，又具有独立文学色彩的小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的同胞们的生活习俗。”陈季同把中国的“风俗”展现在世人面前，在世界文学领域再次发出了迷人的“中国声音”，使得世界文学又一次陶醉于中国文学的魅力。

1890年7月23日，法国当时的日报《时报》“连载小说”专栏开始连载陈季同的小说《黄人》（ L’Homme jaune），之后该连载结集出版为《黄衫客传奇》

也许正是有感于此，1898年，回国后的陈季同在与曾朴的一次谈话中又将现代国族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与现代理性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勾连起来：“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限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很早就谈及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中国文学追寻世界性的重要资讯。晚清有识之士想把“重要”的中国文学“全译出去”，传播到域外去，进入世界文学对话进程，自觉融入世界文学版图。十分显然，陈季同、曾朴、王韬等晚清人士的文学世界性视野和中国文学全球发展的战略眼光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难怪严家炎在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中，从理论主张、国际交流和创作实绩等方面，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源头、发生、起点和标志性作家作品追溯到了陈季同和曾朴那里。这些胸怀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是这样想的、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旅法期间，陈季同用法文出版并介绍中国古代诗人诗作的《中国人自画像》，由《聊斋志异》翻译而成的《中国故事》，以及评说中国古代戏剧的《中国戏剧》，深受法国读者喜爱。辜鸿铭除了翻译《论语》和《中庸》，还出版了精讲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春秋大义》。据日本汉学家樽本照雄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多达1101种。在“外译”中国文学的同时，曾朴花了20多年时间，翻译了50多部法国文学作品，成为郁达夫所说的“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一道大桥梁” 。然而，在对外译介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真正称得上“筚路蓝缕的先行者”的，是萧乾。从1931年起，他就在北平协助美国人威廉·阿兰编辑英文期刊《中国简报》，并在这份刊物上推介了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和沈从文等人的作品。1932年，他翻译了田汉的《湖上的悲剧》、郭沫若的《王昭君》和熊佛西的《艺术家》，发表在当年的《辅仁学报》上。1939年，在作为《大公报》记者被派往伦敦的五年时间里，他陆续出版了英文版著作《苦难时代的蚀画》《中国而非华夏》《龙须与蓝图》和《蚕》，竭尽全力向西方读者宣讲，现代“中国”已非西方人记忆中古典的“华夏”，而是具有现代气象的“现代国家”。

几千年来，帝制中国总以为自己就是“天下”“世界”，并把自己的文学视为“天下之文”“天下之诗”。“在一个狭隘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从前并不属于世界文学，因为它作为天下的文学自身就是世界文学。只有当帝国的这种自我意识遭到质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经典开始被重估时，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长久以来，这种天朝中心的封建思想将中华帝国自绝于真正的现实世界之外；只有到了1861年总理衙门和1862年同文馆的设立，中华帝国才开始与传统的“天下”意识告别，才像“睡美人”那样慢慢睁开双眼看外面的世界，才挥别“天下之中国”转而成为“世界之中国”，才开始自觉地把自己视为现代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睡美人”是胡适对拥有古老灿烂文明的旧中国之喻。西方殖民者总偏好将自己喻为孔武有力的男性，而把被殖民者比作弱不禁风、迷迷瞪瞪、沉睡不醒的女性。当然，也有人把旧中国比喻成“睡狮”。这又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西方殖民者把旧中国比喻成睡狮，那就意味着，他们也承认旧中国伟大，只是在近代落伍了，像狮子一样“沉睡”了，一旦它醒来，就会对他们构成潜在的威胁。显然，这是西方“黄祸论”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是中国人自己把旧中国比作睡狮，并且期盼它早日醒来，重新发出振聋发聩、动地摇山的吼声，那么它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论的正义呼声。鲁迅当年在谈“黄祸”时，批判了那种睡狮醒来过后就想称王称霸的霸权思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渐渐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就是例证。鲁迅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些人（应该包括日本人在内）依然没有觉醒。任何所谓的政治帮扶、文化救助、道义责任和语言纵欲，都是对象化的目的论。因此，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时，需要运用多元化的关系主义。

本文为杨四平《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收》一书的绪论，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注释从略，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收》，杨四平/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