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渣打中国副行长杨京：和开放的中国相向而行

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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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江怡曼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这不是句号，而是进行时。”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中国）副行长、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及战略产品发展总监杨京表示。

杨京在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等金融市场拥有25年工作经验，就中国金融开放的相关问题，界面新闻近期专访了杨京。对于中国金融市场20多年来的开放措施，杨京如数家珍。

杨京表示，在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渣打中国扮演了三个重要的角色，第一是支持者，第二是陪伴者，第三是具体业务创新中的引领者。渣打中国是内地市场牌照最齐全、业务覆盖最广的国际性银行之一，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监管的期盼、客户的诉求相向而行。“相向而行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杨京反复称。

杨京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具体而言，上海拥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上海金融产品的创新使得中国在相关金融产品上的定价具备一定国际话语权。在杨京看来，上海还承担着和国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功能，扮演着中国金融创新、金融开放执行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作为扎根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性银行之一，渣打从1858年在上海设立首家分行开始，在华业务从未间断。2007年4月，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为第一批本地法人化的国际银行。目前，渣打中国的营业网点已覆盖近30个沿海和内陆城市。截至2023年末渣打中国总资产为人民币3220亿元。

金融市场开放永远是进行时

界面新闻：如何看待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进程？

杨京：我很幸运，深度参与了过去20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我觉得，中国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开放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个阶段是2005年到2015年。这一个阶段包括2005年7·21汇改，一系列即期远期掉期期权等外汇产品的推出，债券借贷、利率互换、利率远期、国债期货等产品的推出等。这一个阶段属于修炼“内功”的过程，金融市场的基础得到夯实，为将来开放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2016年到目前。2016年CIBM（结算代理人）制度的推出，境外机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投资渠道因此大大拓宽。从2016年到现在，主导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是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从2016年开始的CIBM到2017年的债券通北向通，到2019-2021年的中国债券纳入三大指数，再到2021年债券通南向通的推出，到2023年SWAP Connect（互换通）的推出。

中国金融市场是一个逐渐开放、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过往二十年中，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这不是句号，而是进行时。我认为，金融市场开放永远是进行时，作为外资银行，我们第一要去参与开放、支持开放，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支持者。第二，我们是陪伴者。我们要深度参与开放，把市场的建议、我们的建议不断地传递给监管机构，让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体系更加完善。第三，我们还是一个具体业务创新方面重要的引领者，因为外资银行有一些独特的竞争优势，比如全球网络渠道、产品创新能力、风险监管制度、相应领域的人才储备。

界面新闻：如何评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展？

杨京：我在上海工作了12年，也深度见证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首先，上海拥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上海拥有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清算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基础设施，这些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必要的条件。虽然中债登在北京，但上海也承担了重要债券尤其国债的托管职能。

其次，上海承担着和国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功能，扮演着中国金融创新、金融开放执行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国际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互联互通一定要有个交易载体、交易平台，这个交易平台几乎都是由上海的金融基础设施来承担。

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上海市政府、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等监管机构一直和境外相关部门进行协作，因为如果要互联互通，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平台搭建、平台互联，双方有个彼此适应的过程，比如系统的对接、法律监管环境的对接、市场准入机制的对接、交易习惯的对接、客户的对接等等。上海在这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职能，是金融开放的执行者和互联互通的重要推动者。

第三，上海金融产品的创新使得中国在相关金融产品上的定价具备一定国际话语权。比如国际金价主要看COMEX（纽约）、LBMA（伦敦），中国也是全球黄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推出了上海金；再如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上海铜、上海胶、上海油等。这些以上海命名的创新产品可以让中国在全球相关产品的定价上有更多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与中国相向而行

界面新闻：未来渣打中国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如何，将有哪些侧重点和新计划？

杨京：渣打中国是内地市场牌照最齐全、业务覆盖最广的国际性银行之一，我们的整体思路是要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监管的期盼、客户的诉求相向而行。

服务客户是我们开展业务的基础原则，在金融市场领域，我们的客户主要分为对公企业、对公金融机构两类。在过往的六七年间，新质生产力企业在渣打对公企业客户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我相信这个占比将来会越来越高，因为这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企业在积极出海，以寻找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企业出海需要和银行相伴而行，渣打银行是一家全面立足于新兴市场的银行，我们在东盟、南亚、中东和非洲都有分支机构，比如渣打银行是唯一在东盟十国都有营运网点的国际性银行。我们可以凭借已经建立好的海外网络，帮助企业解决在海外经营面临的法律、税收等问题，并且满足企业出海过程中产生的融资需求、外汇管理需求。

在金融机构端，一方面要“进”，一方面要“出”。“进”就是帮助海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比如到目前为止全球100大资产管理公司已经进入了中国债券市场，其中62家都跟渣打中国建立了交易关系；比如自熊猫债市场建立开始，我们就不断引入境外金融机构来华发熊猫债。“出”就是帮助中资金融机构分散风险并提高回报率。作为流动性的拥有者，金融机构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分散自身拥有的流动性风险，并且提高流动性的回报率。比如南向通是中资金融机构配置海外资产的重要渠道，我们渣打中国也是南向通的一个活跃参与者。

界面新闻：2018年中国启动新一轮金融业对外开放，在持股比例、经营展业等方面都取消了诸多限制。渣打中国金融市场业务近年来有何变化，从中抓住了哪些关键性发展机会？

杨京：对于渣打中国尤其是金融市场业务而言，我们展业主要集中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领域，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伴随着我们进一步地深度参与，我们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也在不断完善、创新。在整个市场日益开放、金融产品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我们的客户数量不断增加，客户也更加多元化。

比如我们在2024年1月拿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一般主承销业务资格，简称“Type A”。在此之前我们已非常广泛深入地参与到中国债券承销业务中，包括一般债券（中票、短融、超短融、熊猫债等）、资产证券化（ABN、ABS），但中票、短融、超短融、ABN我们不能做主承，我们只能参团，拿到Type A后我们就可以作主承。

因此Type A这个牌照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让我们可以全方位地参与到中国债券市场的承销业务中。今年以来，渣打中国参与承销超过30单境内债券，包括中票、短融、超短融及金融债，其中主承销了豫园等民营企业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在资产证券化领域，渣打中国也积极参与ABS、ABN的发行，我们牵头为发行人完成银行间市场小微企业租赁ABN发行，为民营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我们还协助奔驰汽车金融发行奔驰集团全球范围内首单绿色汽车贷款为抵押的ABS。

再如2023年1月我们拿到了国债期货的牌照。国债期货有助于管理利率风险，这对于我们提高国债承销能力（渣打中国是国债一级承销商）、更好地服务境外客户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们也陆续拿到交易商协会关于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几大类工具的批复。

应该说，目前已经开放的领域，我们都深度参与了，尚未开放的领域我们在积极做好准备工作，比如“回购通”的开放。未来中国金融市场还会有很多深度的开放，依靠成熟的交易能力、优秀的产品设计能力、庞大的销售能力，我们会积极地参与。

界面新闻：近两年熊猫债的发行规模大幅增加，成为外资行的主要发力点。渣打银行在熊猫债业务方面有何考虑？

杨京：熊猫债这两年确实发展迅猛，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两年美元欧元整体利率水平处于高位、中国国内利率水平相对较低。再加上中国这几年不断完善熊猫债的参与机制（比如资金可以海外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熊猫债市场的发展。

熊猫债的推出是中国金融市场和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里程碑。2015年渣打中国成为首批在华提供熊猫债主承销服务的外资银行，并参与了首单境外主权国家（韩国）熊猫债的发行。今年以来，渣打中国也持续发挥外资银行的优势，凭借广泛的海外分支机构和客户网络参与了超过20单熊猫债的发行，发行人涵盖外国政府类机构、国际开发机构、境外企业和金融机构。今年10月，渣打作为主承销商支持了加拿大国民银行发行50亿元人民币熊猫债，这一发行规模创下外资银行熊猫债发行金额之最。

不要执念于对具体点位的判断

界面新闻：人民币汇率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研判明年的汇率走势？

杨京：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判断也有分歧，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汇率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基本面、经常项下或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动、企业结售汇行为、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等, 所以很难对人民币汇率或者任何一个货币的汇率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

我们看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中国的经济基本面，还要关注美元指数。因为人民币汇率和很多主要货币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元指数的影响。未来美国新一任政府的财政、货币、政治、国际贸易政策都会影响美元指数，进而影响全球货币。中国作为全球贸易大国，既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也要关注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CFETS basket、BIS basket、SDR basket三个篮子指数）的变动。

对于企业而言，我觉得不要执念于对汇率点位的判断，然后依据判断做财务决策，而应该习惯于人民币更大的波动并根据实际敞口做合理的中性套保。对于出海企业而言，更需要关注资产负债表的外汇敞口风险，做好外汇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