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明处的东北玄学，暗处的经济挣扎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陈璧君尹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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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这几年，东北说唱、东北悬疑剧、东北旅游和饮食文化都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这股“重新发现东北”的热潮多少带有怀旧的情愫。不少文艺创作者也关注到了过去几十年的东北历史，郑执的短篇小说《仙症》就讲述了一段东北家族史，其同名小说集还入围了第四届“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

2024年8月，顾长卫的改编电影《刺猬》上映。这是一个魔幻色彩浓郁，却又非常现实主义的故事。周正（王俊凯饰）是一个口吃的少年，姑父王战团（葛优饰）则在改革开放前因航海事业夭折、女友自杀而变得疯疯癫癫。尽管父母一直告诫周正远离疯癫的姑父，他却和王战团成了忘年交。两人都因为自身的缺陷被视为异类，在苦闷之中彼此陪伴。王战团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但周正走出了家庭的阴霾，还承继了姑父的航海梦想。

在影片中，这两个主角也做了很多旁人难以理解的事，例如吹口哨指导刺猬过马路，把抓到的刺猬炙烤分食，这忤逆了东北的民间信仰。片名“刺猬”是多义的象征，它在人潮车流中“阴暗爬行”的样子和两个主角的异类身份很相似，而在东北玄学里，刺猬又是通灵的仙家。刺猬的隐喻是否有助于电影的现实主义表达？在影视改编中，编剧和导演的关系是怎样的？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当下的东北故事，除了展览地方性的文化元素以外，是否真正关心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状况？

“被卡住”和“不原谅”

在原著《仙症》的结尾，长大成人的“我”在异国他乡回望东北往事，感叹自己从此“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句话同样成为《刺猬》的题眼，在电影的宣发和台词中都反复出现，影片还专门留给了观众一句耐人寻味的祝福“愿你我都不被生活卡住”。究竟是谁被卡住了？被什么卡住了？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家庭的成员都“被卡住了”。他们的不幸有其先天的因素，例如周正从小就口吃。但更多不幸还是源于后天因素，例如王战团举报主任走私被关禁闭，不仅正义被辜负，而且航海生涯被迫结束，之后他又得知了女友的自杀。这两桩改革开放以前的悲剧事件是他疯癫的根源，疯癫背后深埋着整个时代的灰暗底色。再如周正因为口吃和学习成绩不好总是遭到父母打骂，然而父母的生活也颇不顺，九十年代从国营工厂下岗，不得不另谋生路。

电影专注于讨论这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和相处模式，引发了大众对家庭暴力、亲子关系等萦绕在东亚子女心头的老问题的关注。长大成人的周正对着母亲迟来的道歉回以严肃的“我不原谅”，这个不和解的态度也获得了很多青年观众的共鸣。不过，顾长卫显然不只想拍一部家庭电影，诸多掐头去尾的隐晦台词和王战团疯癫的举止也并不是为了吊观众胃口，而是把家庭、学校等小社会视为整体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家庭成员的疯癫和不幸来隐喻普遍的社会问题。

这个隐喻是否实现了它想要的效果？周正“不原谅”父母的暴力，看起来就是对他“被卡住”这么多年的回答。可是王战团、周正的父母、家里的其他人，难道心里就没有回荡着这个问题吗？是谁伤害了这些父辈？他们又是否愿意原谅？这些问题似乎隐身了。

实际上，影片为了呈现父辈的人生，对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有触及。令人遗憾的是，《刺猬》虽然很忠实地在场景、服化和道具上还原了不同年代的东北生活，但未能展现这家人真正的经济状态，甚至对于这个关键的经济问题做了压缩和减法，上一秒才讲到周正的父母下岗，下一秒便是多年后他们的小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仿佛这期间的困难挣扎不值一提。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影评人毛尖认为，政治经济学问题在电影中出现，意味着导演意识的成熟，讨论经济问题可以说是从导演转型为大导演的标记物。而《刺猬》几乎把经济问题完全抛掉，也使本片与现实主义的初衷渐行渐远。顾长卫2005年的电影《孔雀》详细讲述了主角一家如何给智力缺陷的大儿子找工作和相亲，将相亲中婆婆和儿媳的经济计算，儿子在工作中犯错后送礼道歉的细节都展现了出来。与之相对，《刺猬》对这类经济细节的舍弃接近于一种倒退。

同样讲述东北工人下岗故事的电影《钢的琴》也运用了一系列超现实的隐喻和象征手法。和电影名字一样，男主角为女儿制作的“钢琴”并不是真正的钢琴，而是用工厂废弃材料锻造的“钢的琴”，这是父爱的结晶，更是父辈磨难的体现。因此，“钢的琴”和《刺猬》中贯穿始末的那句“不原谅”，都发挥着重要的隐喻功能。制作钢琴的动机非常浪漫主义，但这架钢琴恰恰是最核心的失业困境的产物。围绕着女儿学钢琴的目标，父亲发动身边所有人借钱筹钱，甚至动过歪脑筋偷琴，情节和画面即使夸张和景观化，学琴的梦想即使超出底层人的生活水平，但整个故事都不曾逃避对经济问题的呈现。

如果说《钢的琴》最浪漫主义的情境是父亲在聚光灯下完成了想象中的独奏，那么《刺猬》的浪漫主义就是王战团写给大海的诗歌，它也成为周正的职业道路与精神动力：“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她赠与我故事。”或许，这就是《刺猬》最终能给观众带来的答案——是抽象的“生活”卡住了“我的去路”，故事的终点是理想主义，却不是真正的“现实”。

从刺猬到“东北玄学”

《仙症》和《刺猬》都有好几处关于刺猬的情节，例如吹口哨指导刺猬爬行过马路，炙烤和食用刺猬，“出马仙”为刺猬之死向周正复仇。“出马仙”是历史悠久的东北民间信仰，人们认为某些动物经过了千年修行能够通灵，主要的五大家“胡黄白柳灰”，对应着狐狸、黄鼠狼、蛇、刺猬、老鼠这五类常见的动物。在这个故事里，刺猬被一些人视为“老白家”的仙体，王战团带着周正一起吃掉刺猬是犯了大忌，激起了众人的惊异，周正也因此遭到惩戒。

把刺猬炙烤而食的做法颇为荒诞猎奇，这一方面印证了王战团的疯癫，另一方面，刺猬平时贴着地面“阴暗爬行”的状态，似乎又可以被解读成和两位主人公同命相怜的边缘人、失败者乃至“疯子”的处境。电影海报中，王战团站在刺猬的刺丛上瞭望远方，也加深了这种同类相惜的象征意味。

如果对近年来的东北文学和影视有所关注，就会发现，请“出马仙”驱邪这类迷信情节是东北叙事（或者说很多民间叙事、地方叙事）的特色之一，新东北作家通常将东北民俗视为“怀旧的日常”的一部分，他们对这股迷信力量的态度是相对中立的。东北玄学更像是一个地域文化符号，与国营工厂、铁路、东北话、酒文化、犯罪悬疑等众多元素构成了大众对东北的认知。

与之相对的是，《刺猬》对东北玄学的批判意识相当明确，影片将“出马仙”、喝中药和针灸等等视为反现代性的规训力量。认为在这些和家庭权力的围剿中，周正抵抗惩戒的做法就彰显出“超人”的意志——他告诉所有人自己吃了刺猬，等于主动践踏了封建思想，由此迎来了残酷但珍贵的成人仪式。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东北玄学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地方迷信对大众生活的影响，很难机械套用现代性理论来批判，而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者杨念群曾指出，改革开放之前，“封建迷信”活动被国家强力干预所取缔，但真正西方化的思想无法进入传统生活空间。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科学理念可以毫无阻碍地在内陆传播时，宗教活动却如水银泄地般地蔓延开来。之所以在崇信科学的时代还有很多人相信玄学，是因为传统复兴恰恰是国家政治压抑解除后的反弹现象。

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东北社会，玄学迷信的繁荣也有着特殊的现实背景，它很可能是国企改制之后一系列经济影响的副产物。就像这个故事里王战团妻子的信仰变来变去，一会信“出马仙”，一会向“主”忏悔，最后又皈依佛门，并不是因为她天然钟情于各路玄学，而是丈夫的疯癫和生活的挫折，使她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出口。再如周正因为口吃和留级，被父母逼着喝中药、扎针灸、向“出马仙”下跪，这固然是父母的教育理念出了问题，但也反映出上一代东北人对成为社会异类的强烈羞耻感和恐惧心理。羞耻和恐惧的背后，是下岗潮等变故对工人阶级身份认同的打击。

《刺猬》对玄学的批判，也和顾长卫此前电影的价值观一致。例如《最爱》中艾滋病的流行是农村极度匮乏的医疗条件和医学伦理导致的，《立春》中画人体油画、跳芭蕾舞的文艺青年受到周围人歧视，也是因为偏远地区的文化意识较为落后封建。

然而，《刺猬》对东北玄学的批判，并不能回应《仙症》里不可原谅的命运悲剧，因为下岗潮作为新东北叙事的核心事件，是一个“现代性的后果”，而不是封建迷信的后果。东北故事让读者看到，社会进步的明面和暗面、创造者和负重者，都是“具体的人”，它不是多和寡的关系，而是“多数”和“更多数”的关系。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制遵循的科学、系统、高效等现代化理念，在实践过程中是需要反思的，但《刺猬》的创作者避开了这一点，带着东北玄学走到了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