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诞辰180年｜盛宣怀的当铺

摘要： ...

一

兵燹之际，往往是文物珍宝易主之时，尤其是当战祸发生在文物渊薮之地时，光绪庚子年的北京城即是如此。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各王公大臣官绅府第，所有银库之银，以及各项珍宝，无不被劫一空”。时人记载，“德人将大内镇库之大宝运去，所有抢掠之珠宝玉器，以及大内珍奇之物，悉被回民集资，以贱价得之。宫殿内贵重之物，掠劫无遗，除五色花板之外，一无所存耳”；“太常寺祭祀所用金银器皿，光禄寺延宴时所用金银各器，均被洋人搜索一空，其分起出城之兵，无不满载而去”。（《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34、36页）

英美等国要求士兵将抢劫品上交，公开拍卖，其收入作为奖赏金，按照职务等级进行分配。劫掠品的公开拍卖，吸引了“其他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以及上海、香港的古董商纷纷前来参加拍卖，据说其中有人身负欧洲拍卖行和艺术商的委托”。更常见的是“随时随地进行的”和“异常活跃的”街头市场，由于风闻军官很快就要没收所有劫掠物品，士兵们宁愿非常便宜地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何伟亚：《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时人记载，“南横街学堂学生某，在前门大街以洋二十元易五十两重之宝一锭，盖洋兵不喜银而喜元也……有回民以两元买得四两重之金钏一对，如是者不一而足”；“某翻译随德兵官住南海，以洋二元向德兵售【购】得数斤重之璧玺一方。其余珍奇古画玉器等不计其数，悉以贱价得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31、38页）

当时在京城内大肆抢劫的并非只有洋人，许多中国的“莠民土棍”也加入了这场疯狂的劫掠中，庚子年间生活在京城的齐如山表示，“平心而论，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那些抢劫来的赃物，都要赶快出手，因而价值极廉。时人记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不久，“骡马市大街自虎坊桥直至菜市口以西，清晨出卖估衣、珠宝、绸缎、古玩，何止数千摊。皆系上等之物，价值亟廉。比如值十两银之货，一二两即可买来，多半是抢劫而得，并不知物之贵贱，急于出售，恐防失主认赃也。凡有钱有胆之人，莫不争买留存，以备太平之日，可渔数倍之利。”（《庚子记事》，53页）

两宫西逃，除少数亲贵随扈外，“近支王公、贝子、贝勒及宗室诸人留京者尚多”。这些王公贵族，“财产既尽，俸禄又无从支领，生计日绌，往往自怀其宝石顶，沿街求售”。（《义和团》第1册，265页）很多京官无以谋生，也只能靠变卖家中仅有的一些珍物来勉强度日。云南籍京官宋廷模的日记中不时出现相关记载：“到龚处，售出瓶二”；“代友售玭硒与贾处，价二十六金”；“小市售物八件，得银十八金。至公司取洋十五元，购得张得天等字画三十五件。至陈宅，代售什物已成价六十六金，交洋五元作定”；“贤良寺晤杨莲浦售珠，杨彝卿售珊瑚顶”；“售梅花一幅，徵明行书，共十二元；红顶二十元；字画十五件三十元”等。宋廷模到处买物售物，甚至与人合开公司，专门经营此类生意。（《庚子事变史料四种（外一种）》，24-45页）

江苏籍京官叶昌炽起初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其藏品“开元善业塑”售之同好，后收到南方好友的汇款接济，就到处搜购各种文物古籍。他在日记中一一记载了相关收获：十月十八日，“又在城外得吏部南曹石幢一通，廖州智城山碑一通，旧拓圭峰碑，后有道光廿五年刘宽夫先生跋，其题签云，道光丁亥重装于蜀，神采焕发，的真国初拓本，三种共价银一两五钱，在承平时，虽十倍之值，其可得乎”；十月十九日，“至西长安街口，得石刻二通，一为圣武年范阳虚嗣治墓志，当是新出土者，安史伪朝又增一种，一为宣和六年李邦彦造幢，在河南孟县求之十余年未得者，不意流离琐尾中得此，为五百经幢馆补缺，回京后第一惬心事也”；十一月十七日，“至浏阳馆访旭林，沿途浏览，得汉四杨碑双钩本，四杨者杨统、杨馥、杨震、杨著也，后有上海徐紫珊跋两行，并摹晋府书画印，又有天津樊文卿藏印，共京钱二千，不抵当时装订钱也”等。诸如此类，难以尽述。

从叶昌炽日记可知，当时手中有钱的京官们纷纷在觅宝。十月二十日，“佩鹤来谈，携示滇南毕扆臣新得醴泉铭一本，明初拓本也，气韵尚存，笔尽已多失真处。又梵镜一面，中为准提象，四边环刻准提呪，背为梵书外，复以嵌金细字，周围释之呪象，并镀金，制作绝精，审其笔迹，当是元明番僧之物，爱不忍释，请留置案头，摩挲旬日”；十一月廿七日，“经士又出示新得书画，金冬心画梅花，立帧超入神品，又分书立轴及罗雨峰画佛次之，刘石庵、陈玉方、祁文端诸家书又次之，又见高宗纯皇帝御书佛经及米南宫山水，……适药阶来，亦欲自炫其鼎，偕至寓斋，倾筐倒箧而出之，以瑶华道人及查二瞻山水册叶为冠，其余等之”；十二月十五日，“访再韩，共赏新得书画，宋拓怀仁圣教序，后有汪退翁跋，尚是真迹”等。（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庚子年）不但觅宝，而且炫宝、赏宝，成为此一时期有此雅好的留守京官们难得的快心之事。

二

前文所述宋廷模曾往贤良寺“晤杨莲浦售珠，杨彝卿售珊瑚顶”。杨莲浦即杨士骧，杨彝卿即杨文骏，乃李鸿章的议和随员，同时正与盛宣怀等人展开庚子救援行动。这是东南各省的官绅士商，联合对京津地区的难官难民实施的一次救援行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将东南各省的公私款项汇至京城。叶昌炽用于购买碑刻拓本的款项，就得益于庚子救援行动中的各种公私接济。作为救援对象，叶昌炽尚有余力搜购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碑刻拓本，那么这场救援行动的主持者们显然就更有资本去大肆网罗各种奇珍异宝了。与叶昌炽等京官的零星购买不同，盛宣怀采取了开当铺的形式。

庚子年闰八月十六日，盛宣怀致函杨文骏称，“都门书画必大贱，能否收买？可询颂虞”。颂虞，名姚赓韶，盛宣怀的女婿，时在京城。通过与姚赓韶的沟通，盛宣怀很快便汇款五千，请其“代收买精品，务要便宜”，并表示当铺以“十万为度，方可商办”。十月十三日，盛宣怀致函姚赓韶，对在京城开典当进行了通盘筹划：

九月二十日泐复一缄，何时接到？十月初六日接九月廿五日手书，藉悉五千两业已收到，典当已定在东西牌楼北仁和旧址，另起炉灶，日后决无纠葛。必须在中外衙门立案。已与严小翁商定“恒丰”二字，计集股本十万两，应以一万两为一股。吴幼舲招集五股；足下招集五股，此五股之内，已招到严乐贤堂一股，蔡和厚堂一股，其余三股尚未招到。前已由汇丰银行划交电报局旧存洋二万九千八百四十一元四角，又公砝平银一千三百十两。开张之初，即可随时取用。此事应悉照生意规矩，订立合同。严乐贤堂、蔡和厚堂、陈詠记、顾诠记须各执一纸。我处五股，即请足下会同吴幼舲办事。源丰润管事田君已回南，严处合同可交其代理人邱君画押。蔡、陈、顾均请足下代为画押。将来用款由汇丰接济。极贵重之物，存放汇丰库房。股本官利七厘，余利作十成，七成归股东，三成作花红，取息三分，一年为满，均可照行。惟同人之意，目下京中无典，暂为便民，承平之后，南人决不愿在北方留此产业。一年期满，卖包之后，即须停止。坐落既佳，似不患无人接替。典屋是否暂租，统希足下面与吴幼舲妥商，列入合同为要。

京典规矩，是否与江、浙相同？齐君是否山西人？管事之外，是否有管钱之人？严小翁询及，详细示知，可交总税务司代寄为要。手颂近佳。【宣怀】

再，所拟另汇二万，分设代步二处，照小押店章程，专收精品贵物，皆转入典中，得利另算，可有自主之权。足下此法甚佳，盖大典重在便民；小典重在收精品。大典资本不足，以汇丰为后门；小典资本不足，以大典为后门。此尤要紧。但小典必须俟大典开后，方能举办，我拟将大典全让他人做股，而我以两万金专托足下办此小典，最为妥善。是以大典合同空出三股，随后电致填写。惟大、小典用人均须精细。总之，好不好全在足下，好则大功，不好则大过，幸勿疏忽。

前付五千金，如能得实便宜精品，望即寄知，如无可得之物，即存作小典资本，切无另用为要。

金价卅换，到沪可得卅六、七换。此物不易寄沪，久存搁利，恐无大益。珠宝、恽王貂皮等，皆须至精至贱，方可下手。再颂日祺。【宣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424、425页）

十一月初六日，盛宣怀再次致函姚赓韶，对于京城当铺的运作有进一步的指示和安排：

十月十三复一函，十一、十八复两电，计入览。九月三十日先寄电内由汇丰存洋二万九千八百四十一元四角，又公砝平银一千三百十两划交尊处，作为典本，何以一月有余未奉复电？只接十月十三日来电云：“典初四已开，甚旺。典款幼舲可垫卅万。前汇三万已告汇丰，因病未谒，拟请拨”等语。未知足下何以患病？岂洋款至今尚未拨用耶？

此间所允股本五万，早已备齐，只候足下来电拨付。

彝卿回沪，交来足下亲笔一单，所得王石谷诸物，注明买价及值价，尤见足下为我办事认真，可感之至。（计十种，以及续得精品，均存尊处，明年寄来。）

……

大典五万，严小舫、蔡和甫均有股在内，照生意规矩，合同不可不订。吴幼舲极精明，足下须竭尽心力，与彼同事，悉照十三复函，必可妥当。

前信遗失，另抄附览。望速电复。（可托贤良寺电报局柏宪台代发）。专颂双佳。（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473页）

由上可知，当铺名为“恒丰”，由盛宣怀与吴幼舲、严小舫、蔡和甫等合股开设，股本共计十万两。严小舫即严信厚，曾入李鸿章幕府，“以盐务起家”，设立源丰润票号，“一时业务鼎盛，逞雄南北”。后在上海参与义赈事务，逐渐成为义赈界的领军人物。庚子年间，严信厚在李鸿章的指示下，与盛宣怀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东南济急善会，对京津地区进行救援。信中所谓“严乐贤堂”，即严信厚家族账房名称。严信厚在当铺中投入了一万元的股本，且“恒丰”当铺的名字也是盛宣怀与严信厚共同拟定的，据此可见盛宣怀与严信厚关系之非同一般。蔡和甫即蔡钧，曾任上海道，庚子年时为上海洋务局总办。蔡和厚堂乃蔡钧家族账房名称。蔡钧在庚子救援行动中表现也非常活跃，先是向陆树藩主持的中国救济善会捐款五百元，后又向盛宣怀主持的东南济急善会捐款六千元。与此同时，蔡钧还参与到盛宣怀的当铺计划中，入股了一万元，可见蔡钧宦囊之丰。

在盛宣怀的当铺计划中，吴幼舲是个关键角色。吴幼舲又写作吴幼龄、吴友麟等，庚子年时为北京汇丰银行的买办。庚子国变时，南北之间的汇兑完全中断，盛宣怀及其东南济急善会为了将东南各省的筹款汇至京城，作出了种种努力，包括与上海海关副税务司、上海汇丰银行大班“熟商”，均无结果。后来，负责东南济急善会北京分会事宜的杨文骏与吴幼龄商议，吴表示汇丰在京现银很多，只要将善款交存上海汇丰，“由该行发一电来，即可交银”。北京汇丰现银很多，主要是因为八国联军在京抢劫而来的银两多存在汇丰银行。京沪之间的汇款渠道由此得以打通。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便利的汇款渠道，盛宣怀在京开当铺的设想才能成为现实。“恒丰”当铺可说是盛宣怀与吴幼龄共同开办的，当铺股本共十万，一万为一股，而吴幼龄就招集了五股，占有一半的股份。

吴幼龄手握大量现款，又是盛宣怀眼中“极精明”的人物，对当时京城书画古玩市场的商机自然不会错过，其搜罗奇珍异物的传闻甚至进入了叶昌炽的日记：“汇丰洋行掌柜吴友麟欲以三千金购韩湜画牛，有高宗纯皇帝御题者。”有人叙述吴幼龄其人其事:“他同清室王公密切往来，有些王公常将自宫内偷出来的古董字画，通过他做借款的抵押品。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很多亲王贵族将稀世珍物一箱箱地寄存在汇丰银行，以保安全。这些古董文物，其中被洋人贱价收买偷运国外的为数不少。”（许彦飞：《汇丰银行及其买办漫记》，载《上海地方史资料》（三），212页）这些亲王贵族究竟是将稀世珍物寄存在汇丰银行，还是当给了“恒丰”当铺或者低价卖给吴幼龄本人，已无据可考。不过，这些稀世珍物曾集中到汇丰银行的库房，应确有其事。如前所述，盛宣怀在给姚赓韶的私函中便特别强调：“极贵重之物，存放汇丰库房。”

在姚赓韶的建议下，当铺又分为大典和小典，“大典重在便民，小典重在收精品”，且“大典资本不足，以汇丰为后门；小典资本不足，以大典为后门”。盛宣怀嘱咐姚赓韶“将大典全让他人做股”，他自己则“以两万金专托足下办此小典”。显然，盛宣怀开当铺，意在“收精品”。虽然盛宣怀将当铺股本限定在十万两，但“大典资本不足，以汇丰为后门”的做法，表明当铺的实际用款额度远不止此。姚赓韶曾表示，“典款幼舲可垫卅万”，即反映了这一点。专做小典的盛宣怀，表示“小典资本不足，以大典为后门”，说明其专门用来收“精品”的资本应该也不止二万两。

1908年左右的盛宣怀

三

盛宣怀开当铺的收获，虽没有明确的资料予以统计和说明，但在盛宣怀致姚赓韶的信中，有一条线索可见一斑：“彝卿回沪，交来足下亲笔一单，所得王石谷诸物，注明买价及值价，尤见足下为我办事认真，可感之至。”杨文骏护送被难官商返沪，交给盛宣怀一张姚赓韶亲笔所书的购物单，所购之物即“王石谷诸物”。王石谷，名王翚，字石谷，号耕烟散人、清晖老人等，江苏虞山人，清初山水画家“四王”之一，“虞山画派”的开派之人，生前身后一直被视为清朝最有代表性的画家。秦祖永著于同治年间的《桐阴论画》称王石谷“独开门户，真画圣也”。林纾称“石谷画为前清第一”，陈师曾则表示“有清一代之山水，王派实有左右画界之势力”。甚至到了民初，以王石谷为宗的“虞山派”及其与之有师承关系的“娄东派”，“在北京画坛几乎独占鳌头”。贺履之在民国初年曾表示，王石谷的画因被同光以来的鉴藏家“力为提倡一时”，以至不少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不吝以重金搜求，使得“其价值乃至轶宋元诸家而上之”。也正是由于王石谷画派在清末民初的巨大影响，及其“仿古画、临古画”的创作方式，“王画”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美术革命”攻击的靶心。于此可见，盛宣怀在庚子年所购“王石谷诸物”，正是当时收藏界的热门藏品。

此外，在盛宣怀致王文韶的信中亦透露出他在庚子年所得的另一件宝物：“宫府所储，洋人掠载而归，实已不少。有一人得‘敬天勤民’御宝，将带回博物院。当查‘文献通考’，即以三千金购买，并酬以古玉，配以金座，特派县丞冯启程（系冯庆镛子，甚能勤苦），赴陕恭进，一切尚求关照为祷。”（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497页）这些大概只是盛宣怀在庚子年网罗的奇珍异物的冰山一角。至于吴幼龄的收获，更是无迹可寻。不过，其家族的财富状况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中国征信所在1935年的相关调查，“曾任北平汇丰银行买办”的“吴幼舲家庭”，资产数“达1200万两”。（《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241页）这笔庞大的财富积累，吴幼舲作为买办的“薪金”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这绝不能证明，吴幼龄家族的巨额财产大部分都来自庚子国变期间的国难财，但亦可视为吴幼龄在庚子国变期间获益相当可观的一个注脚。

盛宣怀当铺的具体经办人是姚赓韶，王伯恭《蜷庐随笔》有专条笔记：

命运之说，智者不道，然确有可信。姚颂虞者，盛宣怀之婿，少年美秀，又富有多金，为工部额外司员，永无补缺之望。庚子乱时，以两万金买得珠宝数簏，皆内府所藏也。回銮，复重贿李太监莲英，丐其代为呈进。太后见之大喜，手取十八粒珠串佩之，盖素所爱也。因问李云：“该员所费几何？”李对闻系八十万金，太后笑曰：“此在乱时耳，平时足值二百万矣。”李唯唯。立时传旨赐宴，并命以道员即选，所谓特旨班也。已而湖南盐道当选而补朱延熙。太后问何故，吏部以朱应得司业，既改补徐世昌，合行补外，更有缺出，当归姚得。未几又有一道缺，复为他人得去。太后甚怒，责问吏部，则适有一应补班到京，不得不尽其占先。太后怒曰：“事既如此，再有缺出，不补姚者，以违旨论。”吏部悚然而退。又不数日，芜湖道出缺，以为非姚莫属矣。姚亦甚自快慰，余偶与姚相见于妙云处，为之称贺。姚曰三日后引见，即可奉旨矣。余忽讶其颜色委顿，问有何不适，答曰：“无他，第腹中微泻耳。”夜间酒罢别去，次日忽得告，姚归竟一泻而亡，真可惊叹。古人常言，君相可以造命。由此观之，徒虚语耳。

王伯恭交游颇广，笔记所述清末名士数十人，大多是“与之亲身交往的经历”。该则笔记讲到姚赓韶死前一日，王伯恭与之偶遇交谈，以及姚的突然死亡给王伯恭带来的“惊叹”之感，这些内容大概属实。只是慈禧太后与李莲英关于“十八粒珠串”价值的对话，显得有点耸人听闻。这种传言进入笔记中，可见此类传言在当时流传之广，予人印象之深，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对于那些奇珍异宝在庚子乱时与太平之时价值天壤之别的普遍认知。

《谏书稀庵笔记》中也有一则笔记，专记姚赓韶，称“两宫由西安回銮，姚以十二万两购回宫内陈设古磁等物，献之上，得旨以道员即选。适逢桂梧盐道缺出，应即铨选，而已玉楼赴召矣”。两则笔记均记录了姚赓韶将庚子年间购得的清宫珠宝上贡以补缺一事，只是细节有异，一谓购买珠宝的资金是“两万金”，一谓是“十二万两”。据《内务府奏销档》，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工部候补郎中姚赓韶，将向外人赎回二十六年七月宫苑失散之玉册、玉宝陈设等件，报效恭进”。根据上述资料，结合“恒丰”当铺相关史料，可以确认姚赓韶正是在经办“恒丰”当铺时，搜罗了大量奇珍异宝，并将其中一部分“报效”，以换取补缺的机会。

盛宣怀、吴幼舲、姚赓韶等所获珍物，基本已不可考，而刘鹗的收获则历历可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刘鹗携巨款入都，购米平粜，活人无数。平粜之余，刘鹗还花“四千两”购买了“字画古玩”。（《刘铁云太守来书》，《救济文牍》卷五，40页）据刘鹗之孙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下言：

本年因大兵之后，清内府所藏及王侯邸第、世家大族的长物，时被洋兵劫掠，散在市肆；人家自己卖出的也很多，因而购得一些宋、元善本书籍及其它古器物。计所得宋、元版本，有下列各书：

北宋元祐本《史记》

北宋刊残本《史记》九册

宋刊《史记》一部

按此为南宋刊本，一九四〇年曾重新出现于北京琉璃厂肆。表舅何楚侯先生，见有铁云先生印记，取以相示。为小字精刻的巾箱本，共三十二册。完整如新。索价八百元，力不能购，叹息退还。后售归燕京大学图书馆，不知今天是否藏于北京大学。

宋刊《西汉详节》十册

宋刊图纂互注《荀子》

宋咸淳刊《说苑》，艺芸书舍藏

宋刊《大观类证本草》残本十册

元刊《唐文粹》

元刊《宋文鉴》

元刊《屏山集》

元刊《诗学集成押韵渊海》残本七册

元刊《圣朝混一方與胜览》

天禄琳琅藏残书十九种

永乐大典三本

除古籍外，还有“立为簋”“虢文公鼎”“凤尊”“史农觯”“举父癸爵”“番中吴生鼎”“秦诏版”“汉赤泉侯印”“夷陵长印”等古器物，“黄大痴山水”等字画，以及“宋拓多宝塔”等碑帖。按刘蕙孙的说法，上述书画古物均购自庚辛之际的北京城。在1902年底返回上海前，刘鹗继续在京城搜购书画古物，其中包括“以二千元购得王懿荣旧藏汉印古钱及瓦当”，当然还有著名的殷墟甲骨。返回上海后，刘鹗相继出版《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藏货》和《铁云印藏》。

1907年12月4日，刘鹗在《时报》刊登《国粹求沽》告白，公开出售部分收藏，其中包括“商太卜藏龟，计大小一万二千片”；“古代秦汉印章，二千余方”，“此中大鉥十余方，小鉥六七百方，汉官印百余方，私印千数百方”；“周秦汉三朝瓦当”，“共计一百九十余品”；“宋拓碑版”，包括“北宋拓怀仁圣教序”、“宋拓九成宫”、“宋拓皇甫碑未断本”、“宋拓麓山寺”；“唐宋名人书画”，包括“唐颜鲁公三表原稿卷”“宋米元章书送李愿归盘谷序”“五代董源巨然山水两幅合装一卷”“五代徐熙山禽图卷”“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卷”“宋许道宁云出山腰图卷”“宋刘松年宋九老图卷”“宋赵昌花鸟图卷”等。

刘鹗所藏各种书画古物，虽不能说完全是其在庚子国变后两三年内购于北京的，但大部分得之于这一时期的京城，应是毫无疑问的。刘蕙荪表示，其外祖父罗振玉曾对他说：“当时北京古器物充斥市面，汝祖父实无意收购，倘有意收购，以二三万元的本钱，可以收价值一千万的东西。”（《铁云先生年谱长编》，83页）

因公开出售藏品，刘鹗还惹上了一次文字官司。1908年4月2日，吴芝瑛在《时报》头版刊登一则名为“刘铁云先生鉴”的告启，声称其夫廉泉在辛丑年间向刘鹗借京平银一百两，以宋拓李北海云麾碑作抵，“承允可随时取赎”。后来，廉泉夫妇备款取赎，刘鹗又称“欲取赎，必偿十倍之息”。现闻刘鹗欲将此碑“据为己有，定价出售，不胜骇异”。吴芝瑛表示，“酷好此碑，视同性命，决不轻弃，应如何认息、取赎之处，望彼此各托公正人谈判，芝瑛无不遵命”。刘鹗很快予以反击，表示当时是以百金买贴，而非质押，并称“阁下此帖系庚子年得诸福山王氏空宅中，亦非尊府旧藏也”。（《廉惠卿先生鉴》，《时报》1908年5月16日）

刘鹗暗示吴芝瑛此贴来路不正，“情同窃取”。究竟孰是孰非，有学者专门进行了考证。据云，该贴乃廉泉“庚子年得之于京师琉璃厂宏荣堂，价六十金”，由吴芝瑛向其叔父吴汝纶“挪款购得”，并非得自王懿荣“空宅”。刘鹗的登报声明为“欺人之谈”，意在混淆事实。（《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第179-185页）通过这段文字公案，亦可一窥庚辛之际北京古文物市场的大致状况。